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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吉安马利亚·奥尔特斯

  从前有个人想要计算一切:包括乐趣、痛苦、美德、缺陷、真理、错误。这个人深信他可以为人类感情与行动的每一面建立代数公式与量化系统。他用“几何精确性”的武器,对抗存在的混乱以及思想的犹豫不决,换句话说,这项武器具有智性风格,这样的风格来自于所有截然明了的对立以及不能反驳的逻辑结果。他认为对于乐趣的欲望以及对于强力的恐惧,是唯一确定的前提,从这里才可以出发进行对于人类处境的了解之旅:只有通过这条路,他才能够成功地证明,就连公正与自我牺牲这样的优点也有其坚实的基础。

  世界是包含无情力量的机制:“舆论的真实价值是财富,因为很显然财富会改变和收买舆论”;“基本上,人是由腱、肌肉与其他薄膜所连结起来的骨干。”可以预料的是,这些格言的作者生活于十八世纪。从拉·梅特利的机器—人到萨德的天性之残酷快感的胜利,那个世纪的精神彻底排斥关于人与世界的天佑观点。我们也可以预料这些格言的作者是住在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在逐渐衰败的过程中,愈来愈觉得自己被卷入强权之间的压倒性竞赛里,被贸易的利润与逐渐增加的损失所困扰;也逐渐沉浸在享乐主义、赌场、剧院与嘉年华狂欢中。对一位喜欢计算一切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提供更大的刺激呢?他觉得自己身负一项使命,也就是必须设计一个可以在法老牌游戏中成为赢家的体系,在通俗剧中计算出激情的正确数量,他甚至觉得自己应该论述政府对私人经济的干涉,以及各国的财富及匮乏。

  不过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人,并不是像爱尔维修那样是个学问上的放纵者,也不是像卡萨诺瓦那样,是个实践上的放纵者:他甚至不是个为启蒙价值而战的改革者,不像他那些在《咖啡馆》(Il Caff)期刊工作的同代米兰人。(维利[Pietro Verri,1728—1797]的《关于乐趣与痛苦本质的论述》于1773年发表在那份期刊上,这是在我们这位威尼斯作家于1757年发表他的《人类生活的乐趣与痛苦之计算》之后。)这位作家的名字便是吉安马利亚·奥尔特斯,他是一位冷淡、易怒的教士,挥舞着尖锐的逻辑外壳,对抗扩散在欧洲的变动预兆,这些预兆甚至在他的故乡威尼斯的地基中隆隆作响。他是个像霍布斯一样的悲观主义者,跟曼德维尔一样喜欢矛盾的事物。他的论点专断,而且风格冷淡、尖刻。阅读他的作品时,我们可以确信他是“理性”最无空想的支持者之一。事实上,我们必须很努力才能接受传记作家以及研究他所有作品的专家所提供的其他细节,特别是关于他在宗教事物上的不妥协态度,以及他坚定的保守主义。(例如我们可以参考托伽兰[Gianfranco Torcellan]1961年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一位美国哲学家的感想》,这是奥尔特斯最重要的散文与对话之一。)这应该让我们获得一个教训,也就是永远不要相信公认的观念和陈词滥调,诸如十八世纪是由重感情的宗教精神与冷静、怀疑的理性之间的冲突所主导这样的传统观点:现实总是要更细致入微,同样的元素不断进行各式各样的组合。在关于人性最机械化、最数学化的观点背后,很容易存在天主教对于世俗物质的悲观主义:精确、透明的形式从尘土冒现,成形之后又再度回归尘土。

  在那个时代,威尼斯对于特立独行的人来说,是再理想不过的舞台背景了,而他们犹如哥尔多尼戏剧作品中那些万花筒般的人物。一幅现代绘画将奥尔特斯这位一心只想着算术的厌世教士,描绘为冷静、戴假发、尖下巴、稍带恶意微笑的人,我们可以轻易想象他进场时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周遭的人不想了解对他来说一目了然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己见,而且同情别人的错误,直到我们看着他摇头离开小广场为止。

  奥尔特斯属于一个戏剧的世纪,特别是属于威尼斯这个戏剧之城,这一点并非偶然。他在作品最后经常会写的那句座右铭“谁能说这是我捏造的呢?”在我们的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也就是他的数学证据只不过是讽刺的悖论,而这些证据的作者,也就是这位严谨的逻辑学家,只不过是一张讽刺面具,底下藏着另一种科学、另一项真理。难道这只是由可以令人充分理解的审慎态度所口述的公式,以预防教会权威的非难?奥尔特斯最欣赏的人是伽利略,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伽利略在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安排了一位人物萨尔维亚蒂,那是他的代言人,他宣称自己只是在扮演哥白尼主义者的角色,尽管他是个不可知论者,而他参与辩论就像在参加化装舞会一般……这类方法后来被证明是多少有效的警惕(就我们所知道的,对伽利略来说并非如此,可是对奥尔特斯来说却是有效的)。无论如何,它显示了作者在这类文学游戏中所获得的乐趣。“谁能说这是我捏造的呢?”在这个问题中,戏剧典型的光影活动建立在论述的中心,在这个论述中,也可能是在所有的人类论述中。谁来决定被说出来的话是真是假?不是作者,因为他服从于读者的裁决(“谁能说……?”);不过也不是读者,因为这个问题是向一个假设的“谁”提出的,这个谁或许并不存在。也许所有的哲学家体内都藏有一名演员,这名演员扮演他的角色,哲学家并无法介入;或许每一个哲学思想、每一个教条都包含戏剧小品的元素,尽管我们无法判断这出短剧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就在半个世纪之后,傅立叶在文学界展露头角,带着同样的矛盾色彩,也是典型的十八世纪人物:他同样是个算术迷,是位激进的理性主义者,也是哲学家的敌人,尽管他的教义推崇享乐主义、感官主义与幸福论,但在生活中他很严肃、孤独、苛刻,不过却也热衷戏剧,不断强迫我们自问:“谁能说这是我捏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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