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走了吗(61)_李翊云

六一

　　吃早餐时，本杰明大声朗读一条新闻，说他以前在斯坦福的同事发现了能够以砒霜为食的细菌。那样的发现值得庆祝吗？我问。失策了。失策引来一番说教。我的意思是，我们应不应该祝贺那些细菌在饮食方面如此独特？不过当然，本杰明关心的是人的卓越才华。我实在无聊，于是用果酱在一片烤面包上写下：Arse（屁股）。他凑近看了一眼。砒霜（Arsenic），他说，并指着报上的那个词给我看，好像我不知道怎么拼似的。我告诉他，面包片上地方不够。他又拿了一片烤面包，写下后三个字母nic。他见不得任何不完整的东西，他向我解释。好像我在乎似的！

　　人们乐于视自己比别人聪明。我随他们去——除非他们试图要指点我。虽然我的名字前没有额外附加的头衔，但我仍在方框里打钩，说我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我有的正是人生专业的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从威廉森先生为客人订阅报纸那时起，我一直自学人情世故。吉尔伯特也热衷于读报，但他是在找寻自己和事件之间的联系。他一辈子关注每年九月的联合国会议，仿佛他以某种方式出了力，让那些政客有望全部集合起来。要我说，那样思考新闻不对。我读报纸的目的是看我躲过了多少灾难。那每一场火灾、地震、战争、暗杀和恐怖袭击，那每一次火车失事、桥梁坍塌、油箱爆炸和生菜受污染，或各种破产、身份被盗、金钱或颜面的损失。谢谢，不需要。亲爱的生活，我没兴趣参与你的戏。假如我想要的话，我可以创造我自己的戏。

　　你们看今天的新闻了吗，有人走进风铃教堂，偷走一个背包？原来照计划要举行一个悼念仪式，那背包里是装着骨灰的瓮。逝者的家人和朋友，警察和安全监视器，等等，但在我看来，记者忽略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当那名窃贼打开背包时会多么失望。真倒霉。在做了一件善事而没有得到回报时，我们说人生不公平，可至少那些做善事的人都因此而有机会觉得自己以身殉道，可以哭诉申冤，给他们的履历继续贴金。如果是一件坏事，一件纯粹为了牟利而做的坏事没有获得回报时，我们会说人生什么呢？如果偷来的赃物仅是一坛骨灰？如果布下一个捕熊的陷阱，逮到的只是一头食蚁兽？如果一个自私的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不要说那结果是报应。打击就是打击。不，我不是在为恶人辩护。我想说的只是，生活对谁都不公平。

　　罗兰关于新闻失去新鲜感的牢骚其实话里有话。是新闻都会失去新鲜感。假如不会，那才滑稽，好比花园里的花不肯枯萎。那大概是一园子的假花。

　　令罗兰难以接受的是他在报上读到的东西与他无关。很多男人都难以接受。要不是那超水平发挥的细菌和他夫人（wife）沾上点边，本杰明远不会那么多话。噢噢，我写错了。我想说的是他的生活（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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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6月19日

　　我断断续续地坚持写这本日记。自离开纽约以来，我的小说毫无进展。没有在这座岛上交到真正的朋友。（在任何岛上都没有。直至最近我才想到，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岛上：新斯科舍省、曼哈顿、香港。假如我要去英国，那儿也是一座岛。我唯一不在岛上的时间，是和西德尔一同旅行时。）

　　我尚无值得记录的浪漫邂逅，除非算上我去鸦片馆的艳遇。一段在多重意义上令人沮丧的经历。总有一天，我会把我在这儿的失意当成趣事讲给一个女人听。但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一天的来临必须建立在事业有成的基础上。

　　后来。

　　事业有成。什么样的成就，罗兰？

　　心情阴郁。阴郁到令我环视四周，看我的手边有没有摆着一把枪。

　　过去的十分钟里，我一直注视马路对面的杂种狗。两条黄的和一条黑的，热得无精打采，舌头伸得老长，过分歪向一侧挂下来。光屁股的婴儿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上，他的姐姐，顶多四五岁，在看管着他，不懂得随着太阳的移动，他们应当跟着动才不会被晒到。哦，狗和孩子，想不出办法挣脱他们卑微命运的生物。我真忌妒你们。

　　西德尔回归她美满的婚姻，寄来情真意切的信，表面上看是出于友谊（或说不定是母爱）？！赫蒂尽心尽责地捎来新斯科舍省的消息。似乎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从这心灰意冷中振作起来。连去上海就职的消息也无用，这个消息似乎在与我共事的职员中招来不少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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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8月，我接受海关总税务司在上海的一个职位。我相信正是在上海，我开始习惯仅用一个字母代号指称大多数我交往过的女人。回想起来，这慷慨的做法等于一视同仁地给既想要记住又打算忘记的面孔蒙上面纱，对此我感到后悔。有时，我真希望能记起一个完整的名字，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只是几个速写的瞬间。——罗兰·布莱，198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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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想要记住什么，文字毫无帮助。我直到现在才开始将事情诉诸笔端。但我需要用来记住露西、吉尔伯特、罗兰或其他人的一切材料全在我心里。随便问我一个我人生中出现过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几则故事。原因不只是我记性好。我收藏人。不是出于贪心。我没有囤积癖。我收藏人，因为我喜欢活在他们中间。他们并不总是知晓那一点。我有我的自尊。

　　造就人的是一个人没忘记的东西。可怜的罗兰——他像个勤劳的农夫般记他的日记，从不错过一个时节。但除了遗忘，他还收获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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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2日

　　几天前的晚上在宴会上遇到K，我们已见过两次面。她嫁给那个讨厌的LL。我认为她根本不爱他。

　　今天下午，与K去俄国人的餐馆吃茶点。从某个角度看，她的脸几乎可以算漂亮。但再看，心中纳闷，这张脸毫无血色，是不是丑得很。多么奇特的一个女人。

　　来上海前她在海口。那儿只有少量欧洲人，她说，大部分是传教士，为了宗教教义互相争斗。唯一可以团结他们的是我，她说，因为我是无神论者。

　　他们有没有设法挽救你？

　　我患病时，他们竞相给我喝他们能弄到的鲜牛奶，K说。用鲜牛奶治疗一个无可救药的灵魂。

　　后来K病得太重，不能继续留在那座岛上，于是他们把LL调到上海，让她可以有条件看西医。我们动身那天，她说，我虚弱不堪，必须由乌克兰裔的港务长抱我上船。她描述她靠在那个乌克兰人的肩上，看着LL走在他们前面，踏上跳板。我心中暗想：如果那位港务长失足，我们一起掉进水里，我的丈夫大概不会想到回头，看出了什么乱子。

　　我问她，她和LL是怎么认识的。她说，她怀着想当旅行作家的念头离开英国来到亚洲。她卖出几篇文章在英国发表，并得以在新加坡的一份报纸上开设一个专栏。后来我病了，她说。我本就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这下谁愿意娶一个有病的女人呢？

　　无疑，LL愿意。

　　后来，在我们上床时，我问她，除了她的丈夫，是不是只有我这个男人有伤风化地抱过她。噢，不过还有那位港务长，她说。上船后，在他把我放下前，我亲了他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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