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走了吗(41)_李翊云

四一

　　三十九岁。还是黄口小儿。吉尔伯特常说，从二十世纪起，这个世界开始变得更好。眼下至少有些正面的现象佐证他的观点。人们停留在黄口小儿阶段的时间比六十年前长许多。

　　另一方面，吉尔伯特没有目睹我们的二十一世纪。迄今我们经历了许多坏事，这些坏事只会继续恶化。这个世界的好消息快到头了，所以也许我们将一起共赴末日，如同奥克兰的那位牧师不断警告我们的一样。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他的宣传牌时，我记下那个日子。2011年5月21日。让我们看看六个月后，世界会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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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7月23日

　　伊舅妈今天走了。赫蒂与我去车站为她送行。家里剩下的人敷衍了事地道了别。埃塞尔和贝茜俩似乎真心为她的离去而悲伤。她们好比这栋房子里的家具，只能眼看她们侍奉的人来来去去。我觉得埃塞尔在这个家待的时间够久，不会在意维克托舅舅的不悦。贝茜想必太年轻，不会相信她可能要像埃塞尔一样，在一户人家干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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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和你们讲讲我母亲写的那些故事。最近我会找一天把它们重读一遍。说不定你们也会喜欢阅读那些故事。

　　我的母亲不是杰出的作家。甚至算不上是个好作家。她写的全是爱情故事，讲同一个四处漂泊的女人，以及她遇见的不同的男人。她给她起名桃金娘小姐。从故事里看不出她来自哪儿或要去什么地方，但她总是身在旅途。

　　在一篇故事里，桃金娘小姐走进一家发廊，发现四条腿的家具均以两条或三条腿立着。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在这同一个故事里，她邂逅了一名将要被处决的瑞典人，因为他偷了他同伴的金子，并谋害了他？在那篇故事里，她的罗曼司不只是与那个命运受诅咒的淘金者。找来为罪人灵魂祈祷的牧师也爱上了她。这两个男人谁也没有从相思病中解脱出来。

　　我一直认为家具比桃金娘小姐和她的恋人们更有趣。我记得我一整年想象我们的马只用两条或三条腿站立，那样会是多么滑稽。

　　桃金娘漂泊的主题想必取自我的曾外祖母露西尔。她和我当医生的曾外祖父马修从密苏里长途跋涉至加利福尼亚，他们在布兰科沙洲和杜奇沙洲住了两年，与矿工一起生活。但桃金娘小姐没兴趣当人妻。她独自上路，和凡是她所见到的男人攀谈。每个男人都倾心于她。在一篇故事里，一群矿工准备用朗诵《独立宣言》来庆祝7月4日，他们特别订购的文献没有从萨克拉门托如期寄达，除了桃金娘小姐，那儿有谁背得出宣言的全文？眼下，所有矿工疯狂地爱着她。在另一篇故事里，她与几名法国矿工讨论革命史，事后，其中一名矿工用法语为她写了一首诗。我不知道我的母亲竟懂法语。假如她懂，她绝对没有告诉我们。即便不懂，她也有够多附庸风雅的地方，供我的父亲嘲笑。

　　桃金娘小姐，若问我她有没有坠入过爱河，差一点，总是差一点，但随后故事便收场，她撇下心碎的人，动身去下一个营地或下一座小镇。我的母亲认为她给了桃金娘小姐美貌、智慧和自由。男人能给予什么她还没有的东西？但我的母亲错了。

　　我的母亲谅必也梦想过让几个人心碎。可事实上，她好比一件家具，一辈子不得不用两条或三条腿立着。创作那些小故事想必是她给自己贴金的方式。但不管可以贴多少金，她仍像一件旧家具。有凹坑和划痕。摇摇晃晃。有些女人不懂怎么使自己受到珍爱。

　　你要过得比我的母亲好，凯瑟琳。也好于露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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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舅妈留给我一个纽约的地址。在西行前，她要先去探望她的一个表亲。过去十年里，这个表亲花了很多时间陪伴一位既是小说家又是音乐家的女人。是我听说过的人吗？我问。伊舅妈说没有，她认为没有。我们在车站喝茶之际，我探问更多有关她们的事。表亲克莉欧娜学过钢琴，曾想成为一名演奏家，可她练得太多，毁了她的双手。和舒曼一样，赫蒂说，伊舅妈说不完全如此。表亲克莉欧娜没有像舒曼那样发疯。关于另一个女人，伊舅妈讲得不多。

　　所以伊舅妈的人生不只局限在这个家里，她有我不认识的亲戚朋友，有在她看来没必要让我知道的往事。我真是个大傻瓜，一直以为她少不了我。

　　我也跟赫蒂谈起我的未来。我说，上学期一名教授告诉我，我也许有资格申请牛津给英属殖民地公民的奖学金，她听了以后回道，这个消息想必令我欣喜。我想提醒她，不管有无奖学金，我都非去不可，但她用忧伤的表情打断了我的话。

　　你很快也要走了，她说。我多希望伊舅妈和你都能留下来。

　　赫蒂脸上的表情。她从哪里学来那样的表情？

　　后来。

　　和伊舅妈预先告知的一样，家里没有钱送我去英国。维克托舅舅说，他们一直谨慎打理我的钱，但连续数月来，经济波动大，母亲留下的财产大部分在小麦上，由于旱灾而亏损严重。当然他的意思是，我应该仍心存感激，因为我并非一无所有。

　　本已空落落的那个夏天变得益发空虚。镇上有的是姑娘，有的是舞会和野餐。舰队将抵达，带来更多新面孔的海军军官。但赫蒂与我，两个生活在我们年轻躯壳里的老人，将过着按部就班的日子。我因失望透顶而心在淌血。赫蒂因为爱而了无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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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想大萧条前的那个夏天。它好比旧金山大地震前的晚餐。我的父亲喜欢讲那顿饭的事，讲他的母亲把一块烧得太焦的肉喂给家里的狗，让它安静下来，那条狗和别的动物一样，在地震来临前狂吠不止。地震过后，狗不见了。我的父亲想要搜寻它，但父母不准他去。那时他六岁。

　　我父亲的家族没传下许多旧事。与我母亲的家族正相反。人活得越久，越欣赏那些埋藏他们往事的人。

　　我的父亲几度说起那条失踪的狗。他的曾祖父在立陶宛当鞋匠。全家人省吃俭用，送他们的大儿子来美国。他在芝加哥的一家造船厂干了一年，然后加入1849年淘金客的行列，搬到加州。有关他的家族，我们知道的就那么多。约拉，你的身上有一点点立陶宛的血统。你应当知晓那个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

　　谁没在大萧条中吃过苦？但罗兰做不到不往心里去。他像农夫的妻子一样，在小鸡孵出来前数着他损失的小鸡数目。我的母亲也是如此。像他们这样的人，永远看不到还有别的蛋，会变出别的小鸡。最漂亮的永远是那些不肯孵出来的小鸡。他们抱着无法孵化的蛋不放。

　　也许正因为那样，他们都想要写书。

　　我的母亲常拿话逼得我怒不可遏。日子过一天少一天，她会一边洗碗一边说。少在谁的身上，或什么东西上？我想问，可她仅是自言自语，即便我就在她旁边，正在擦干盘子，她也对我视若无睹。她是那种最可恨的悲观主义者。不是玻璃杯里的水半空或半满，而是装了毒药。她问自己的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毒药可以杀死一个人？

　　我的父亲在别人面前取笑她，情有可原。不然他怎么经得住她的悲观？他起码能从她的不快乐中得到一点东西。

　　我惊讶于谋害彼此的夫妻寥寥无几。至今我仍不能相信我的父母没那样做。上小学时，我以为他们兴许就会走到那一步，但我不确定下杀手的会是谁，或他们会怎样行动。用储物棚里的斧头或一段绳子，还是用我们橱柜里的老鼠药？枪？有一次，我的父亲不得不射杀一匹在夜里逃出去、吃了一整袋燕麦的骟马——它腹胀得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除它的痛苦。但我的父母有胆量犯下的唯一的罪是继续维持他们的婚姻。她先认输，但她实施了报复。要忘记一个人，有什么办法比在他面前死去更好呢？他孤苦伶仃地多活了若干年。当他刻薄的对象不在后，他注定只能记着她。

　　从这件事中给你们一个教训：只爱一个人是愚蠢的，但更愚蠢的是只跟一个人过不去。假如想刻薄，最好对许多人刻薄。我认识相当数量的人，男女皆有，他们跟我的父亲一样。对所有人友好得很，只对一个人除外——这个人有时是配偶，有时是孩子，有时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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