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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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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列车 ——列宁,1917年4月9日 ![]() ▲列宁 §补鞋匠家的房客 瑞士这个小小的和平之岛四周,世界大战的狂风恶浪正汹涌翻腾。1915、1916、1917和1918这几年不断地在这里上演着激动人心的侦探小说。在富丽堂皇的奢华饭店里,敌对双方的使节,态度冷漠地彼此擦肩而过,仿佛素不相识。这些人一年前还友好地坐在一起玩桥牌,邀请对方到自己寓所做客。从他们在饭店的房间里飞快地闪出一群看不清来历的人物,议员啦,秘书啦,参赞啦,商人啦,蒙着面纱或不蒙面纱的女士啦,每人都肩负着神秘的使命。 挂着各种外国国旗的豪华汽车驰向饭店的大门,车上走下工业巨子,著名记者,享有盛名的演奏家,和似乎是前来娱乐、偶然造访的过往匆匆的游客。可是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使命:了解一些情况,探听一些消息。甚至把他们领进客房的门房,打扫房间的使女,也都奉命四下观察,到处窥探。在旅店里,在寄宿所,在邮局里,在咖啡馆,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组织在努力工作,对付敌方。所谓的宣传,其实一半就是情报;假装成爱情的东西,其实是背叛。 所有这些匆匆前来的人物,他们每一件公开的事务都掩盖着幕后进行的第二件、第三件事务。事无巨细都向上面汇报,不论何人全都受到监视。一个德国人不论官阶高低,刚一踏进苏黎世,敌方在伯尔尼的大使馆立即获悉,一个小时之后,巴黎也得到这一情报。一摞摞真实的或杜撰的报告都由大大小小的特务日复一日地发给参赞们,而参赞们又继续向外传送。四壁全都透明,犹如玻璃。电话遭到窃听,从字纸篓里找到的废纸或吸墨纸上残留的字迹又还原成来往的信件。这座魔窟最后疯狂到这种地步,许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是猎人还是猎物,是间谍还是反间谍,是被出卖者还是出卖者。 那些日子里只有对于一个人报告甚少,也许因为他过于不引人注意,不在高级饭店下榻,不在咖啡馆里小坐,也不出席旨在宣传的任何活动,而是和他太太一起,完全蛰居在一个补鞋匠的家里,就在利马特河(苏黎世湖的支流)后面的那条狭窄、古老、凹凸不平的斯皮格胡同里。他们住的房屋,就在旧城里的那些建造得坚固结实,有着穹形屋顶的房子的三层楼上。房子看上去烟熏火燎,半是由于岁月沧桑,半是由于下面天井里工作的小香肠厂的炉火烧烤。 邻居是个烤面包的女人、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奥地利演员。同屋居住的邻居对他知之不多,因为他并不健谈。只知道他是俄国人,他的名字十分拗口。房东太太只要看他们一日三餐吃得那样穷酸,两人的旧衣穿了不少年头,他们的全部家当都装不满一个篮子,他们搬来居住时就带着这只篮子,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逃离祖国已有多年,并不拥有巨额财富,也不从事进账很多的买卖。 这个身材敦实的矮个子男人一点也不引人注意,日子也过得尽量不招人注意。他避免和人交往。同屋的邻居很少看见他细小眯缝的眼睛里射出犀利的阴沉的目光,很少有客人来访。但是日复一日,他在每天早上都很有规律地在九点钟上图书馆,一直坐到十二点图书馆关门为止。十二点十分整,他又走回家里,一点差十分他又离家,作为第一个读者走进图书馆,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六点。收集情报的特务,一般只注意爱发言论的人。 殊不知,总是那些独来独往的人对于世界上的每次革命最为危险。他们读书很多,学习很多,因此特务们对于住在补鞋匠家里的这位并不引人注意的人没有打过什么报告。而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大家都知道他曾是伦敦一份激进的俄文小报的编辑;在彼得堡,是一个什么叫不出名字的特别党派的首领。可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党的威望最高的领导人,总是出言不逊,口气尖刻而又鄙夷,认为他们的方法全都错误,而他自己又不愿与人交往,摆出毫不妥协的架势,大家也就不怎么理会他。 有时他在一家无产者的小咖啡馆里召开大会,前来与会者充其量不过十五人至二十人,大多是年轻人。人们也就把这个特立独行者当做其他流亡在外的俄国人那样,他们拼命喝茶,热烈讨论,弄得头脑发热,面红耳赤。没有一个人把这个紧蹙眉头的小个子男人当做重要人物。在苏黎世最多只有三十来个人认为记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字,此人就住在补鞋匠家里,是件重要的事情。当时豪华轿车风驰电掣般从一个使馆飞快地驰向另一个使馆。倘若发生车祸,撞死此人,那么无论叫他乌里扬诺夫还是列宁,全世界都无人知道他究竟是谁。 §梦想成真 有一天,这是1917年3月15日。苏黎世图书馆的管理员觉得惊讶,时针已指到九点,而所有阅览者中最准时的那位每天坐的座位,依然空着。时间已到九点半,十点,这位孜孜不倦的读者依然没有前来。永远不会再来了。因为在前往图书馆的路上,一位俄国朋友跟他打招呼,或者不如说,向他发起突然袭击,告诉他:俄国爆发了革命。 列宁起先根本不愿相信。这项消息似乎使他麻醉。可是接着他就迈开短小有力的步子,走到湖边的报亭。在那里,在报纸的编辑部前面,一小时,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等着。事情属实。消息真实无误,而且每天都对他来说变得更加真实,妙不可言。起先还只是谣传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看来只是撤换了几位部长,接着是沙皇逊位,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召开了杜马,俄罗斯得到自由,政治犯得到赦免——几年来他所梦想的一切,二十年来,他在秘密组织里面,在监狱,在西伯利亚,在流亡地为之工作的一切,全都得到实现。 于是一下子,他觉得这次战争造成的几百万死者,并没有白白死去。他觉得他们不再是无谓送命,而是为这新的自由、正义和永远和平的国家牺牲性命的烈士,这个国家现在开始了。这个平素像寒冰一样冷静的梦想家,思维清晰、善于计算,如今晕晕乎乎,像个醉汉。其他几百名在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枯坐在狭小斗室里的流亡者听到,如今大家都可以返回祖国的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也喜极而狂,浑身颤抖,欢呼雀跃。 凡是手执假护照,冒名顶替,或判处死刑者不许返回沙皇统治下的帝国,却可以作为自由的公民回到自由的国度。他们大家都开始收拾他们可怜巴巴的那点家当,因为在报纸上登载的高尔基的那份言简意赅的电报:“都回家来!”他们向四面八方寄出信件和电报:回家,回家!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如今再一次为事业献身,他们从有觉悟之日起就把生命献给这一事业:献给俄国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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