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81)_胡赛尼

八一

　　每逢暑假，我都在父母的饭馆上工。小时候，我很喜欢擦桌子，摆盘子，放餐具，叠纸巾，往每张餐桌中央的小圆花瓶里，放一枝红色的非洲菊。我自命对家族生意不可或缺，没有我来检查小盐罐和胡椒瓶是否统统装满，饭馆就必将破产。

　　等我上了高中，在亚伯烤肉馆的日子就变得燥热而难熬。饭馆里那些在我童年时代的眼中熠熠发光的东西，已经大部分归于黯淡。角落里老旧的汽水柜，塑料台布，变了颜色的塑料杯，过了塑的菜单上那些俗气的菜名——大篷车烤肉串，开伯尔山口抓饭，丝绸之路鸡——相框里装着歪歪扭扭的招贴画，是《国家地理》封面上的阿富汗女孩，眼睛特别大的那个——好像颁布了一条法令，所有的阿富汗餐馆都必须把她的眼睛搁到墙上，负责瞪人。在招贴旁边，巴巴挂了一张我在七年级时画的油画，画的是赫拉特的大宣礼塔。我记得他刚把画挂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顾客们在我的作品下吃着羊肉串，真感到心里充满了骄傲和激动。

　　到了午餐时间，母亲和我就像乒乓球一样，在厨房辛辣的油烟和餐桌之间来来回回，招待写字楼的职员、市政员工和警察，巴巴则负责打理柜台，他穿着油糊糊的白衬衫，露出粗壮而多毛的小臂，领口敞开着，一大片花白的胸毛泼洒在外。每有顾客登门，巴巴便堆起笑脸，喜滋滋地招手致意。你好，先生！你好，女士！欢迎光临亚伯烤肉馆。在下就是亚伯。请问可以点菜了吗？我听了直起鸡皮疙瘩，因为他意识不到，他活像低劣的情景喜剧里一个愚蠢的中东配角。接着，我每上一道菜，都会穿插着巴巴摇响老铜铃的表演。一开始，巴巴把铃铛挂到柜台后面的墙上时，我还以为这只是图个好玩，可现在每张桌子上菜时，都会听到铜铃叮当一声，发出衷心的祝福。常客已经习惯了，几乎听而不闻，新客人听了，多半会给这个地方的古怪魅力再添一笔，不过偶尔也有人口出怨言。

　　你再也不想摇铃铛了。巴巴有天夜里说。那是我高中最后一年的春季，饭馆打烊之后，我们坐在店外的车上，等着妈妈，她把抗酸药落在店里了，刚刚跑回去取。巴巴挂着一副沉重的表情。他一整天都心情郁闷。微雨飘落在临街的商铺之上。很晚了，四下里空空荡荡，只有两辆汽车，等在肯德基的得来速车道上，还有一辆小卡车停在干洗店外，车里有两个家伙，烟雾飘出车窗，缭绕而上。

　　我够不着的时候更好玩。我说。

　　我猜每件东西都是如此。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还记得当年我是多么兴奋，我小时候，巴巴抱着我，把我举起来，让我摇铃铛。他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脸上洋溢着快乐和自豪。

　　巴巴打开车里的暖风，抱起了胳膊。

　　巴尔的摩很远。

　　我兴冲冲地说：你随时可以飞过来看我。

　　随时飞过去。他重复了一句，语气中带着少许的嘲笑。我要烤肉糊口，帕丽。

　　那我回来看你。

　　巴巴瞅了我一眼，目光憔悴。他的忧郁一如外面挤压着车窗的黑暗。

　　此前有一个月，我天天查看家里的信箱，每当邮车停到路边，我的心里都涨满了希望。我把邮件拿进屋里，闭上双眼，心想：可能就是它。我睁开眼睛，翻检着一封封账单、赠券和奖券。后来，上个星期二，我撕开一个信封，看到了我一直在等的那句话：我们很高兴通知您……

　　我蹦高。我尖叫，实际上是扯破嗓子的嘶吼，吼得我流出了眼泪。一瞬间，一幅画面闪现在我眼前：画廊，展览开幕之夜，我打扮简单，黑衣，优雅，被赞助人和皱眉头的评论家们围在中间，微笑并回答他们的提问，与此同时，成群的崇拜者在我的画作前流连，服务生们戴着白手套，在画廊各处飘移，有的斟酒，有的端来鲑鱼小吃，切成了小方块，撒了莳萝，还有起酥皮卷的芦笋条。我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喜，置身其中，仿佛连陌生人也要揽入怀抱，和他们共舞，舞得虎虎生风。

　　我最担心你妈。巴巴说。

　　我每天晚上打电话，我保证。你知道我一定会打的。

　　巴巴点点头。忽然一阵风，停车场入口附近的枫树摆荡起了枝叶。

　　咱们商量过的事，他说，你有没有再想想？

　　你是说，读专科？

　　只要一年，也许两年。只是给她点儿时间，来适应这个计划。你以后还可以重新申请。

　　我一下子觉得有点儿生气，把肩膀一耸，说道：巴巴，这些人评估过我考试的分数和学校的成绩单，人家仔细地看了我的履历，人家也充分考虑了我的作品，所以不仅录取了我，还给了我奖学金。这是全国顶尖的美术学院，不是能让你说不去的学校。这样的机会你得不到第二次的。

　　的确如此。他说着，在座位上坐直了身体。他把手团起来，往里面哈了口热气。我当然能理解。我当然为你高兴。我看得出他脸上的为难。还有忧惧。忧的是我离家五千公里，万一出点儿什么事；惧的是失去我。我大权在握，通过远走高飞，就能让他不快乐，重创他那颗脆弱而容易受伤的心——如果我真这样做的话——就像杜宾犬捉弄小猫咪。

　　我忽然想到了他妹妹。那个时候，我和帕丽之间的联系已经淡去很久。她的存在曾经像我体内一声声隐秘而剧烈的心跳。但现在我很少想到她了。随着一年又一年狂风般掠过，我已经长得比她大出了许多，就像我已穿不下自己最喜欢的睡衣，丢开了曾经手不忍释的毛绒动物玩具。然而，此时我又一次想起了她，想起了我们之间的纽带。如果她过去经历的事情像一个浪头，在海岸深处撞得粉碎，那么此时，退浪没过了我的脚面，又从我脚下退去了。

　　每件事都会让我想起你。

　　他就是用这样温存的、带着少许惊惶的语气，讲出了这句话，让我知道了父亲是个受伤的人，知道了他对我的爱像天空一样真实，浩瀚，永恒，而且总在向我迫近。这样的爱或迟或早，都会逼得你走投无路，而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挣脱，要么留下，承受爱的重压，哪怕它把你塞进了比你更小的容器。

　　我从黑暗的后座上伸出手，抚摸他的脸。他歪一歪头，把脸颊枕到我手中。

　　怎么这么久？他小声问。

　　她在锁门。我说。我觉得筋疲力尽。我看到妈妈快步走回汽车。细雨已经变大，势如瓢泼。

　　一个月之后，就在我应该飞往东部、参观校园之前两个星期，妈妈去见了巴希里大夫，告诉他抗酸药对自己的胃痛没有什么作用。他安排她做了超声波检查。在她左侧的卵巢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核桃般大小的肿瘤。

　　＊

　　“巴巴？”

　　他坐在躺椅上，一动不动，往前弓着腰。他穿上了运动裤，小腿上盖着一条方格子的羊毛披巾。他穿着我去年给他买的棕色开襟羊毛衫，里面是法兰绒衬衫，扣子全部系了起来。这就是他现在穿衬衫的方式，非把领子也扣上不可，让他看上去既像小男生，又像个小女生，只是到了这一大把年纪。今天他脸上有点肿，头也没梳，几缕白发耷拉在脑门上。他正在看《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表情忧郁而茫然。我叫他时，他好像没听见，目光又在电视屏幕上磨蹭了一会儿，这才挪开眼神，不高兴地抬起头。他左眼的下眼睑上长了个小小的针眼。他得刮脸了。

　　“巴巴，我能把电视的声音关一下吗？”

　　“我在看。”他说。

　　“我知道。可是有客人来看你了。”我已经告诉过他，帕丽·瓦赫达提要来，昨天说的，今天早晨又说了一次。可我这会儿没问他还记不记得。我早就明白，不能让他下不来台，因为他会觉得难堪，会自卫，有时还会出口伤人。

　　我从躺椅的扶手上拿起遥控器，关掉了声音，同时防着他勃然而怒。他头一次大发脾气时，我相信那只是佯怒，是他演的一出戏。现在我松了一口气，巴巴没有抗议，只是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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