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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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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曲调是熟悉的而结尾是强调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坏蛋们狼狈不堪、阴谋诡计统统戳穿,正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小说所写的那样,我们就不大会弄错;然而,如果曲调是陌生的而结尾的音符是一个问号,或者仅仅表示那些人物还将继续谈论下去,就像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那样,我们就需要一种非常大胆而敏锐的文学感受能力,来使我们听清那个曲调,特别是使那和声显得完整的最后几个音符。或许我们要读过大量的短篇小说才能如此感受,而这种感受能力对于获得我们满意的结论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把小说的各个部分归纳拢来,我们就会发现,契诃夫并非文笔散漫、毫不连贯,而是有意识地一会儿奏出这个音符、一会儿奏出那个音符,其目的是为了完整地表达他的作品的思想意义。 我们不得不仔细寻找,以便在这些奇特的短篇小说中发现它们的着重点恰好在何处出现。契诃夫自己所说的话给我们指引了正确的方向。他说:“……像我们之间的这样的谈话,对于我们的父母说来,是不可想象的。在晚上,他们默默无言,却安然酣睡;我们,我们这一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但话说得很多,总是想要决定我们是否正确。”我们文学中的社会讽刺和心理描写技巧,都来自不安的睡眠和不断的谈话;但是,在契诃夫与亨利·詹姆斯之间,在契诃夫与萧伯纳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显著的差异——但它从何而来?契诃夫也意识到社会现状的丑恶和不公正;农民的恶劣处境使他大为震惊;但他没有改革者的热情——这决不是要我们停下来作结论的休止符号。 他对于心灵极感兴趣;他是人与人关系的最精巧微妙的分析者。但是我们又要说,不,结论不在于此。难道他的根本兴趣不是在于灵魂与其他灵魂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于灵魂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在于灵魂与仁慈善良之间的关系?这些小说总是向我们揭示出某种虚伪做作、装腔作势、很不真诚的东西。某个妇女陷入了一种不正当的关系,某个男人由于他的不人道的环境条件而堕落了。灵魂得病了;灵魂被治愈了;灵魂没有被治愈。这些就是他的短篇小说的着重点。 我们的目光一旦习惯于这些色调,小说的原来那种“结论”,就有一半化作一缕轻烟;它们看上去就好像背后有一束光线在照射着的幻灯片——俗气、耀眼、浅薄。作为小说最后一章的一般性结局,书中人物或则缔结良缘,或则一命呜呼,并且把作者的价值观念大吹大擂地公开声明、强调突出,这成了最基本的类型。我们觉得,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也没有把什么东西恰当地加以归纳。 另一方面,那种我们当初似乎认为是漫不经心、毫无结论、充满繁琐细节的创作方法,现在看来却是出乎一种优雅细腻的独创性和极其讲究的艺术趣味,它大胆地选择题材,恰当地安排布局,并且被一种真诚的态度所控制着,除了在俄国作家中间,我们在别处再也找不到可以与此媲美的品质。或许这些问题无从解答,然而,让我们不要伪造证据,来创造出某种合适的、正统的、符合我们虚荣心的东西。俄国人的方法或许不能吸引我们公众的耳朵;他们毕竟习惯于更响亮的音乐、更强烈的节拍;但是,既然那曲调听上去就是如此,他就把它写了下来。结果,当我们阅读这些完全没有结论的小故事之时,我们的眼界开阔了,我们的灵魂获得了一种令人惊奇的自由感。 在阅读契诃夫的作品之时,我们发现自己在不断地重复“灵魂”这个词儿。它洒满了他的篇页。年老的酒鬼们随便地使用这个词儿:“……你高踞于行政机构的上层,高不可攀,可是没有真正的灵魂,我亲爱的孩子……那里面就毫无力量。”的确,灵魂就是俄国小说中的主要角色。 在契诃夫的作品中,灵魂是细腻微妙的,容易被无穷无尽的幽默和愠怒所左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它有更大的深度和容量,它易患剧病和高热,但它依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因素。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一位英国读者需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把《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鬼》读上两遍。对他说来,那“灵魂”是异己的。它甚至是令人厌恶的。它几乎没有幽默感,而且完全没有喜剧感。它是无定形的。它与理智关系甚微。它是混乱的、噜苏的、骚动的,似乎不能接受逻辑的控制和诗歌的格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波涛翻腾的旋涡、飞沙走石的风暴、会把我们吸进去的嘶嘶作响、沸腾滚泡的排水口。它是完全纯粹用灵魂作原料来构成的。违背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身不由己地被吸了进去,在那里面旋转,头昏眼花,几乎窒息,同时又充满着一种眩晕的狂喜。除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之外,再也没有比阅读这种作品更令人兴奋的了。 我们把门打开,发现自己在一个房间里,其中挤满了俄国的将军,将军的家庭教师,将军夫人与其前夫所生的女儿,将军的堂表兄妹,以及一大堆混杂的人物,他们都在放大喉咙谈论他们最隐秘的私事。但是,我们究竟置身何处?告诉我们,这究竟是在一家旅馆里、一幢公寓里或一座出租的房屋里,这当然是小说家的职责。可是,没人想到要对此作出任何解释。我们的灵魂,受折磨的、不幸的灵魂,它们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谈论、揭露、忏悔,从肉体和神经的伤口中把那些在我们心底的沙滩上蠕动着的难以辨认的罪恶抽曳出来。 但是,当我们倾听他们的谈话,我们骚乱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一根绳索向我们扔了过来;我们抓住了一段独白;我们用牙齿咬住绳索,被匆匆忙忙地从水里拖过去;我们狂热地、疯狂地不断往前冲,一会儿被水淹没,一会儿露出水面,在这一刹那间看到的景象,比我们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理解得更加清楚,并且获得了我们通常只有在生活的压力最为沉重的时候才能得到的那种启示。当我们飞快地前进,我们在无意之中看清了所有这一切——人们的姓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原来他们是住在罗里敦堡的一家旅馆里,波丽娜和德·格里乌克斯侯爵一起卷入了一场阴谋——但是,和灵魂相比,这些是多么次要的事情!最要紧的就是灵魂,以及它的热情、它的骚动、它的美丽和邪恶相交织的惊人的大杂烩。如果我们突然尖声大笑,或者,如果我们抽抽噎噎不胜悲切,还有什么比这更加自然的呢?——这几乎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生活的步伐是如此惊人,当我们飞快前进之时,我们的车轮就会迸射出火星。此外,当生活的速度这样加快的时候,我们看到灵魂的各种因素,那就不是像我们速度较慢的英国人的头脑所设想的那样,在幽默的场面或热情激动的场面中分别出现,而是一层夹一层地纠缠在一起,无法分解地混杂为一团,于是就揭示出人类心灵的一种崭新的概貌。原先各自分离的因素,现在互相融合在一起。人们同时是恶棍又是圣徒;他们的行为既美好而又卑鄙。我们热爱他们,同时又痛恨他们。我们惯常所说的那种善恶之间明确的分界线,是不存在的。我们所最钟爱的人往往就是最大的罪犯,而那最可怜的罪人往往使我们感动,以至于产生最强烈的赞赏和爱慕。 猛然升腾到浪尖儿上,又被卷入海底在岩石上撞得粉身碎骨,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位英国读者难以感到心情舒坦。他在他自己的本国文学中所习惯的那种程序,被颠倒了过来。按照我们的惯例,如果我们想要叙述一位将军的爱情轶事(首先,我们会发现很难不去嘲笑一位将军),我们必须从描述他的宅邸着手;我们必须使他的环境具体化。只有一切都准备就绪,我们才能来描述那位将军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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