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16)_赫塔·米勒

一六

　　▼沉默使我们令人不快，说话让我们变得可笑

　　沉默不是说话过程中的一段停顿，而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我所熟悉的家乡的农人，没有把使用词语变成一种习惯。如果不谈自己，就没什么可说的。一个人沉默的能力越强，他在场的影响力就越大。我从同室而居的家人身上，学会了用面部的纹路、脖颈上的血管、鼻翼的抽动，或用嘴角、下巴和手指的示意，来代替对词语的等待。一群沉默的人，彼此注视着他人各怀心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

　　我们用眼睛而不是用耳朵去倾听，会产生一种舒适的迟缓，内心的想法被拖长后分量愈加钝重。这样的重量词语无法提供，因为词语不会停留，它们在话语将完未完之际就已悄无声息。词语只能一个一个、一个接一个地说出，前面的一句话走了，才轮到后面的。而在沉默中，它们可以一起到来。那些被我们久已淡忘，甚至从未提起过的话语，都可以依傍其中。这是一种坚固的、自成一体的形态。而说话是一条线，需要将自己逐一咬过，再重新编织。

　　来到城市，我奇怪城里人要说那么多的话，为着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为着彼此成为朋友或敌人，或是为了索取或给予。尤其在谈到自己时满怀抱怨，言谈举止处处体现着傲慢与自怜，浑身上下透出大惊小怪的自恋。无论走到哪儿，嘴边都挂着被用滥了的“我”。城里人擅长巧妙地装腔作势，他们皮肤下的关节迥异于农民，舌头成了一个完整的另外的人。我怀揣长期练就的沉默，和天生迟钝的农人骨头，没有任何罗语基础（后来掌握得也有限）来到城市，无法开口说话。

　　我用不同的自然环境解释城乡之间的差异。街道、广场、河岸、公园——到处是石子街道或柏油马路，它们不光比村子的马路平整，甚至比房间的地板还光滑，比黏土地的夏季厨房更适宜居住。一切很简单：脚踩光滑地板的人们，舌头也能不假思索地活动。相反，耕地坑坑洼洼，渴望腐烂（自然不便铺路）。柏油马路需要用说话来应对，耕地则需要骨骼沉甸甸的迟缓，人们不加设防将时间延长，明知土地贪婪，仍然让舌头沉默，让土地等待。柏油路上则简单得多，在不停地说话期间，死亡被抛到生活后面，而不是躺在下面。我开始不安并怀念故土，我一个人走出泥尘，却把他人留在村庄的土地上，那里盛开着所有死亡形式的陈列馆，人们除了等着被吃掉别无他法。

　　在专制政府的死亡威胁触及我之前，我习惯了在平常生活中看到死亡——我常常想到它，它就会来找我。它在城市的沥青路消失的地方找我，坐在城市边缘，那或许也是我的童年渐行渐远的地方。蔬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山里来的老妇叫卖核桃般大小的灰毛苦桃。苦桃和老妇脸上的皮肤一样，那是老妪桃。当稚嫩的杨树叶子微微泛红，散发老人房间的气味时，死神坐在公园里；浑黄的灰尘落下，蜡白的死神坐在街边开放的菩提树中。

　　村庄也有很多菩提树，但城市的菩提气味不一样，我闻到柏油路上的菩提花香时总会想到“尸糖”这个词。小街上，门前的花圃里，大丽花关不住它翻卷的花朵的色彩，死神也在大丽花中找我。城里的植物，在我陷入威胁之前，都是一般意义上的死亡示范。即便我想到自己的死，也都是自然死亡，是肉体在厚实的柏油路上缓慢的凋零。后来，当我和朋友们生活在秘密警察的威胁之下时，这一切都不一样了。

　　被折磨了一整天，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一片混沌，目光石膏一样呆滞，两条腿陌生得如同是借来的。此时此刻，植物代替无能的语言向我讲述发生的一切。它们用自己生就的香气、缤纷的色彩和婀娜的体态，连同它们植根的土地，一齐向我讲述。它们把刚刚发生的一切放大到无限大，为方便查找进行必要的压缩，与先前的经历整理在一起。大丽花告诉我，审讯是审讯者的职责所在，是他的日常生活和固定程序，小桌上的凹槽是其他受审者留下的痕迹，我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但又是个案。

　　令我困扰的是，为什么是大丽花来告诉我这一切。这固定程序在我身上又具有特殊性，因此我必须独立思考，才能保护好自己。即便在我前后很多人经历了类似的审讯，我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捍卫自己。大丽花了解我在审讯中的经历；知道我喜爱而不愿失去的人，被囚禁在小小的牢房；知道我怀了孩子，却不想把他生下来，因为不愿给他这样的狗屁生活，虽然堕胎被发现一样要进监狱。大丽花了解这一切，并给了我面对灾难的力量和信念。但我又如何向他人解释？

　　女友问我审讯的细节，我想把一切都告诉她，但“一切”只意味着所有能用语言表达的部分。我向她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可是有关对岸的一切，有关植物在回家路上为我一一诠释的，我丝毫没有透露。关于老妪桃、尸糖和大丽花我也只字未提。沉默与说话同等重要。沉默可能让朋友产生误解的地方，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之时，我必须沉默。我不想让她感到害怕或是感觉可笑。

　　我们是要好的朋友，几乎天天见面，但我们之间很不相同。差异将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我们都需要对方身上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这种亲密无须语言的表白。她不了解我的感觉方式，与花草的冒失她也从未遇到过。她是城市孩子，我的感官踉跄的地方，她的感觉顺利滑行；我在迟疑之时，她已经上路了——这正是我喜欢她的原因。如果我告诉她，山谷中开放的百花是死亡形式的陈列馆，她会笑死的。她不懂得风景中孤独的痛苦，不理解对无法承受的瞬间公开的清算，对所有事物保有一种中庸的标准和客观的目光，永远不会去苦思冥想什么词语问题。她喜爱时装和首饰，像鄙视感官的破产宣言一样鄙视政权。

　　政权也从不去理会她。她主修焊接技术，她的专业是建设性的、忠于国家的，我的工作却是破坏性的。她不懂德语，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当局认为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纯粹闺密式的，没有任何政治因素。但她难以捉摸的天性却高度政治化，身体厌恶和拒绝卑躬屈膝，道德观念比某些政治理论和颠覆性空话更坚决。我很依赖我的这个朋友，她能将我心里的碎片修补完好。然而，她自己的身体却正在被死亡蚕食。她患了癌症，检查出来已经为时已晚，医生说还有三年的时间。

　　我移居德国后，她来看过我，给我看她右乳被切掉后留下的疤痕。然后，她承认是秘密警察让她来的，让她来告诉我，我的名字在他们的死亡名单上，如果我继续在西方诋毁齐奥塞斯库，他们会干掉我。她在柏林一落地就等于出卖了我。她在承认出卖朋友的同时，却说自己永远不会背叛。两天后，我请她收拾行李离开。我送她去车站，月台上，我拒绝用手帕向她挥手告别，拒绝用手帕擦眼泪，我也不需要用手帕打结让自己记住这一切——结已经在脖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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