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7)_赫塔·米勒

七

　　在流利而准确地掌握了罗语之后很久，我依然需要竖起耳朵，倾听它向我描绘的大胆画面，结果还是常常令我瞠目结舌。许多词语看似平常，却暗藏着精确的政治态度。有些词本身就在讲故事。那时的罗马尼亚贫困遍地，到处是蟑螂。蟑螂在罗语中叫作“俄国人”，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叫“俄罗斯吊灯”，葵花籽是“俄罗斯口香糖”。老百姓天天都在用机智的词语游戏贬低着他们的老大哥。词与意之间的关联很隐讳，因而更具有讽刺意味。商店里没肉可卖，只有带爪的熏猪蹄作为替代品，人们给它冠名“体操鞋”。这种高度政治化的表达方式无法禁绝。贫困是日常生活的装备，人们在讥讽少得可怜的商品时也在嘲弄自己，嘲弄中又清晰地寄托着渴望。这样的语言独具魅力。

　　当然也有例外：我曾在一所轻工业部下属的中学代过课，一位老师把他的学生都叫作“……机组”，比如波佩斯库机组；某机械厂有三个部门分散在不同城区，需要信使在各部门间传递文件，其中有个信差是侏儒，个头还不到门玻璃，敲门时屋里人看不见，于是得了个“不在这儿先生”的绰号；还有吉卜赛人，他们脱离了黏土房的苦难生活，到工厂做火夫或钳工，人们戏称他们是“穿绸衫的吉卜赛人”。

　　独裁统治下，欣赏俏皮的、几乎天衣无缝的幽默，也意味着美化它的离题。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处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与羞辱之间的界限。幽默需要出人意料的高潮，不留情面才能引人入胜，绽放言语的光芒。有些人能把任何事变成笑话，他们口若悬河，敏锐俏皮，通晓变形和组合手法，是训练有素的幽默老手。但很多笑话在长期的实践中流于低俗的种族主义，消遣着歧视。我工厂的一些同事，可以几小时不停地讲笑话，口若悬河之时居高临下，俯视着周边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噱头隐藏了傲慢，成为一种非条件反射的习惯。讲笑话的人像得了职业病，得意中忘了初心。很多笑话的主题是颠覆罪恶的国家权力的，同时又是种族主义的。我当时真应该帮他们统计一下，在颠覆性笑话中，有多少具有种族歧视色彩。

　　同样，日常生活中的固定用法以及顺口溜的调子也会立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词与词之间搭配得天衣无缝，无可争议，容易在坊间流传。市场经济下的西方国家，广告也会运用文字和画面的幽默效果。我移居德国后，某搬家公司的广告词吓了我一跳：“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在我的记忆中，长腿的家具是秘密警察来过的标志：推开家门，发现椅子跑进了厨房，墙上的画掉到房间另一端的床上。

　　最近，柏林所有的公交站张贴着一张女人脖子的海报，脖子上有两个枪洞，下面的洞上淌着一滴血。这是某互联网公司的广告。另一张海报上，一只高跟鞋踩在一个男人的手上。对此我必须得说几句了。踩在一只手上的鞋有什么美可言？它没有任何必要，却构成了最粗暴的伤害和毫无道理的侵犯，是玩弄折磨与死亡的荒唐游戏。在我看来，这样的广告只会贬低自己的产品。我绝不会去买讲述着践踏一只手的故事的优雅的鞋。被践踏的手无法与鞋分开，甚至比鞋还大，不断折磨着我的记忆。鞋的颜色和接缝在记忆中早已模糊，只有被踩的手十分清晰。我不必再看一眼广告牌，就能清晰地看到男人的手被踏的样子。

　　记忆的选择并不奇怪，它非如此不可：在残酷面前，美不再坚持，而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变得猥亵。正如漂亮的人羞辱他人，美丽的风景之上遍布着人类的痛苦，也正如柏油路上的蜥蜴头皮鞋，即便美丽的鞋啪嗒啪嗒让我忍不住回头。这则鞋的广告总让我忆起过去，独裁统治下，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如何被折磨，被践踏。在我的想象中，广告上这只优雅的蜥蜴头皮鞋什么都做得出。我永远不想去拥有它，也不会接受别人的馈赠。我不能保证这只鞋，在我不经意间，不再重复它践踏一只手的习惯。

　　构思该广告的人，一定不了解暴力会使人疼痛、会致人伤残。载满这样故事的一只鞋，不会使美更精致，而是借暴力对美的一种瓦解。广告原本用于提升产品的声誉，这则广告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在等公交车，推婴儿车路过，或是提着购物袋走过时，广告牌静止的样子成了眼睛每天不变的节目，盘踞在脑中挥之不去。人们内心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底线一天天降低，国民对暴力的认知标准也随之降低。广告牌执着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不禁要问鞋厂和广告商：你们能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你们要走向哪里？你们的蜥蜴头皮鞋的终点又在哪里？

　　我每天都暗下决心不去理会这则广告，却总是忍不住去看，它颇具反讽意味地作用于我。我如此喜欢的蜥蜴头皮鞋，被这则广告名誉扫地，商家以后不必再指望我成为他们的客户了。我怀疑广告商并不是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太现实：反正多数人都不会往坏的一面想，他们是忠实的客户，广告可以促进购买力。至于少数几个较真儿的，放弃了也不可惜。

　　父亲出门前，我常看他往鞋上吐唾沫，用抹布蘸着唾沫把鞋擦干净。被口水吐过的鞋锃光瓦亮。人们习惯在蚊子叮咬过的地方，刺扎过的地方，在烧伤和被擦破的胳膊和膝盖上吐唾沫，蘸着唾沫擦袜子和大衣上的污点，还有粘在皮肤上的脏污。小时候我常想，口水真是万能的好东西，沾在皮肤上还冬暖夏凉。后来，读到有关党卫队和国防军(1935—1945)的文章，提到他们如何纪律严明，靴子随时保持光亮，我想，父亲往鞋上吐口水的习惯大概就是那时养成的。

　　正是这些不引人注意的小事，最能让人看出他身体里的那个党卫军士兵。我有几个上大学之前在罗马尼亚部队当兵的朋友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颓败的罗马尼亚军队，士兵们也热衷于这种擦鞋方式。没有足够的子弹供他们训练，子弹太贵了。擦鞋没有鞋油，但有口水。训练射击的时间越少，练习擦鞋的时间就越多。一个中提琴手朋友奉命为他的上级擦了三天鞋，直擦到嗓子吐干，手上起满了泡，之后几个星期都拉不了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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