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师(50)_科尔姆·托宾

五〇

　　卢拉说要走了。她似乎一下子显出疲态，几乎萎靡下来。有一会儿，她两眼发直地坐着，像是快要睡着了。托马斯不得不把她搀扶到门口。

　　他回到房间后，克劳斯问他，有没有人照顾卢拉。

　　“你什么意思？”托马斯问。

　　“你的妹妹看着我的样子，像是一个用吗啡提神的女人。”

　　“别说傻话。”卡提娅说。

　　不久埃丽卡穿起了西装、打起了领带。托马斯想，姐弟俩彼此肖似，他俩经常同时开口，想说相同的话，对格林德根斯——如果他在场的话——清楚表明，他被排除在他们的世界之外，他不会理解他们深奥的言下之意，微妙的戏谑玩笑，或是他们对任何道德规范的抗拒。托马斯想，他们说话的语气是在故意排斥任何新来者。令托马斯和卡提娅不解的是，埃丽卡为何非要嫁给此人。

　　“她最好谁都不嫁。”卡提娅说。

　　托马斯差点想说，可惜埃丽卡不能嫁给她的亲弟弟克劳斯，否则就能管住克劳斯了。起初他并不相信她真的会与格林德根斯结婚，即便她把这事说成是她要完成的一桩任务，并不很麻烦，好比应观众要求而加演的一场戏。但接着邀请函寄来，日期定了。

　　他和卡提娅勉为其难地去参加婚礼。当周围的年轻人都在寻欢作乐，玩愚蠢的把戏，给男人取女人的名字，给女人取男人的名字，开各种粗鄙的玩笑，他不得不摆出更严肃、更正式的样子。卡提娅碰了碰他，他发现克劳斯已经闭上眼睛，若不是一个盛装的姑娘过来邀他跳舞，他很可能就睡着了。这个姑娘后来走到托马斯和卡提娅跟前，告诉他们，帕梅拉·韦德金德因为嫉妒而没来。

　　“他们会在康斯坦茨湖的一家酒店度蜜月，埃丽卡和帕梅拉最近刚在那里度过一个美妙的浪漫周末，”这个姑娘说，“格林德根斯非常嫉妒，他把埃丽卡的一件结婚礼服撕成了碎布。但她毫不在意。她哈哈大笑，因为她不喜欢那条裙子，这就让事情越发糟糕。在蜜月酒店里，帕梅拉扮成男人，说自己是韦德金德先生，我们现在都觉得埃丽卡会在酒店登记簿上写曼先生，如果格林德根斯容许她写的话。他经常很无趣。”

　　埃丽卡开始了新婚生活。克劳斯仍然和家人住在慕尼黑。白天他精神不振，但每天傍晚开始吃饭时，他总是有讲不完的点子和计划。托马斯有几次注意到，他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埃丽卡说话。他说，在剧院里和格林德根斯一起工作，让其他三人都感到压抑。格林德根斯在生活中是个沉闷的人，读过的书屈指可数。他没有好奇心，缺乏闪光点。但一登上舞台，他无所不能。克劳斯、埃丽卡和帕梅拉都期待着演出结束，他们能一起吃饭，但格林德根斯一等灯光熄灭，就光芒不再。餐桌上，他变得很普通。如果他们约会到很晚，他还能变得很无聊。但在舞台上，他身怀魔力。克劳斯说，这事十分怪诞，简直令人感到惊悚。

　　谈话间，托马斯突然想到，对于克劳斯而言，与其他事带来的兴奋感相比，写作是一个乏味的过程。克劳斯喜欢外出、聚会、结交新朋、旅游。他天生不爱待在一个艰苦而隐秘的地方，像炼金术士那样把一个主题提炼到光线下。他写东西很快。托马斯得出判断，克劳斯虽有天赋，但不是一个艺术家。他不知道儿子年龄增长后将会如何生活，能干什么。

　　克劳斯早已对他们预言，埃丽卡与格林德根斯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灾难。当克劳斯在柏林和他们一起吃饭时，他说格林德根斯为一期杂志封面拍了一张克劳斯、埃丽卡和帕梅拉·韦德金德的照片。他告诉他们，这张照片上原本有他，可是某个编辑觉得他名气不大，就把他删了。他说，显然他不重要，其他三人都是名演员，就他不是。他又说，或许他们只是想要被著名文学家父亲宠溺的孩子们，而他不是。

　　克劳斯说，整个傍晚都在听格林德根斯抱怨。那时埃丽卡已经厌倦了他。他让她请她父亲去多家剧院的管理层为他说项。克劳斯告诉他们，格林德根斯已不再满足于当演员，他想自己开剧院。

　　“等埃丽卡回家，”他说，“她会觉得嫁给这个人是她自己犯蠢。我们得好好安慰她。”

　　托马斯关注着阿尔道夫·希特勒的新闻，虽然他对此兴趣寥寥。慕尼黑总有怪人和疯子，他们是左翼还是右翼并不重要。希特勒在狱中时，人们谈论着他，猜测他会被释放，然后被驱逐去奥地利。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选举中，他的党派只赢得百分之三的国民投票。

　　托马斯将德国的战败视为某种终结。因为他曾津津乐道德国灵魂的特殊性，如今他觉得有义务把这些词句从他的词典和脑海中驱逐出去。他花在小说上的时间越多，就越加确定他应该讽刺和反思自身的传统。

　　海因里希和米米来吃饭时，托马斯知道海因里希会说希特勒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他面对人群慷慨激昂演说的照片开始经常出现于报端。

　　“他的脸上有种让人讨厌的东西。”托马斯说。

　　“他整个人都让人讨厌。”米米应道。

　　“钱已经不再是钱了，”海因里希说，“这对大多数人都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有人站出来高声指责，别人就会听他的。”

　　“可是没人听希特勒的，”托马斯说，“他所谓的政变就是一场灾难。他企图蛊惑人心然而失败了。”

　　“你怎么看这个人，卡提娅？”米米问。

　　“我希望这个希特勒能放过我们，”卡提娅说，“巴伐利亚没有他就已经够糟糕了，我无法想象有了他会是什么情况。”

　　米米向他们透露说，她确切知道卢拉在吸吗啡。

　　“她仍然跟那群女人在一起，她们仅仅为了吗啡而混在一起。她们彼此掩护，确保供应不断。我有个朋友，她的妹妹就在那群人中。”

　　卢拉下一次来家里时，坐在那里目光呆滞，不停点头。有一会儿，她喃喃说着什么，接着猛一愣神，似乎意识到自己身在何方，随即眉飞色舞地聊了起来。

　　当女儿们在身边时，她让她们和她一样遵守社交礼仪。如果她看到某个女儿的坐姿不那么端正，便会立刻训斥。她对到访和告辞的礼节十分严格，要求其他人跟着她使用传统的问候语和同样次数的吻面礼。

　　一天，她被邀请去用午餐。她纠正了戈洛随意拿刀叉的方式，仿佛她是一个修道院院长，一丁点细节不到位，她就摇头哀叹，感慨礼仪崩坏。

　　“你可以把这归咎于战争，”她说，“或是通货膨胀，但我归咎于人们自己。是人们养成了坏习惯。而且有时候父母比孩子更不像话。”

　　“你是说我父母吗？”戈洛问。

　　“我正在说新出现的粗鲁行为，这就是一个例子。”

　　只要埃丽卡和克劳斯可能会来，卢拉就声称不会让女儿去波琴格街，以免她们被玩世不恭的表兄姐带坏。

　　“埃丽卡毫无女人味，”她说，“她是怎么生活的？她看起来像个男人。”

　　“她就想要这样。”卡提娅说。

　　“她给妹妹、表妹，还有一般的年轻姑娘，树立了极坏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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