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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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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兄弟俩在政治上公开对立,彼此间的矛盾也逐渐加剧。海因里希在年轻人和左翼活动家中的追随者越来越多,而托马斯发现即便那些曾经的热心读者,也对他略有微词。由于许多言论要被审查,人们很难公开地写战争。于是书面发表对曼家兄弟是非功过的评论,成为作家和记者表达各自战争立场的间接却有力的方式。 托马斯和卡提娅私下不讨论战争,但当他们和她父母兄弟在一起时,卡提娅不经意的几句话让托马斯知道,她认为德国会战败,而且她对德国大业并无忠诚之意。她言谈间十分确定,但也带着一丝轻松随意,让他无法与她争辩。 “爱德国是我们的责任,但读歌德《浮士德》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也是我们的责任,”她说,“对我来说,这些责任加起来就太重了。我爱我的丈夫和孩子们,我爱我的家人,这些就耗尽了我的精力。我觉得这让我变成一个很坏的人,人们应该避开我。” 托马斯开始变得沉默,不仅在普林斯海姆家,在他自己家、自己的餐桌上也是如此。孩子们总是吵闹惹事,尤其是克劳斯。与战前那些年不同的是,当时托马斯往往对一上午的写作感到满意,很有把握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来到餐桌前,准备陪孩子们说笑,如今他发觉很难不在一顿饭上不命令克劳斯要守规矩,要表现得像个十岁的男孩,也很难不给戈洛下命令,如果母亲问他话时他不理不睬,就一星期别想吃甜点。 但他严格管教孩子的努力经常落空。他仍然在餐桌上变戏法,还穿着魔术师的衣服,带着埃丽卡和克劳斯去参加聚会。几天后,他走进克劳斯的房间时,这孩子正在做噩梦,梦见一个人胳膊下夹着自己的脑袋。托马斯让克劳斯别看那个人,并且自信地告诉那人,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魔术师,说过一个孩子的卧室里容不下他,他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他让克劳斯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 次日一早,克劳斯对母亲说,他父亲会魔法,知道怎么驱鬼。 “爸爸是个魔术师。”他说。 “他是魔术师!”埃丽卡也说。 最初是个笑话或是餐桌上的谈笑,但他们父亲的新绰号就这么流传下来了。埃丽卡让所有的客人都和她一起用新名字称呼她的父亲。 战争还在持续,托马斯继续观察着海因里希的文章。他发现哥哥经常不直接写冲突,而是发表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看法,并留下足够的空间让读者明白当时的法国与现在的德国之间的关联。但随着反战运动的发展,托马斯留意到哥哥变得勇敢起来了。举个例子,海因里希同意参加在慕尼黑举办的反战社会主义者的会议,他认为战争不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它没有促进文明和净化,没有创造真实和正义,也没有让人们更亲如兄弟。 托马斯详读了新闻报道里的每一句话,他相信“亲如兄弟”这个词是针对自己的。他知道无论是谁读到海因里希的文章,都会明白这是在影射兄弟间的宿怨。 战争结束时,餐桌上的主要话题是卡提娅不停地寻找食物,以及她对自己父母的担忧。 “因为某些原因,”她说,“鸡蛋很充足,但我买不到面粉。我能买到的唯一的新鲜蔬菜是菠菜。” “我们不爱吃菠菜。”埃丽卡说。 “我不爱吃鸡蛋和面粉。”克劳斯也说。 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来波琴格街时,说他正在筹办一支由退伍士兵组成的乐队。 “我和其中几个人一起学过琴。他们以前都很有才华,但现在大多数人两手颤抖,肺也不行了,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活下去。我曾以为他们活下来是运气好,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他提醒托马斯和卡提娅上街要小心。 “两天前有一群年轻人出现在我们的街角。他们穿成农民的样子,推着一车苹果。他们看到我父亲从学校回家,其中一个人就朝他扔苹果,砸到了他脑袋一侧。” 埃丽卡笑起来。 “他把苹果吃了吗?”她问。 “没有,我母亲把苹果扔进了垃圾箱,然后打电话报警。当时我已经在街上,我发现扔苹果的人根本不是农民,而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以这种方式显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他们朝你扔苹果了吗?”托马斯问。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但你们要当心,”克劳斯·普林斯海姆说,“警察不会帮你的,他们告诉我母亲,如果她担心人身安全,就去找私人保镖。我从一个音乐家朋友那里得知,扔苹果的人很快就会武装齐备,不需要再扔苹果了。” “如果他们武装起来,”托马斯说,“就会有人对付他们了。” “没人会对付他们,”克劳斯说,“他们能够在一转眼间夺取这座城市。这就是战争失败的结果。警察完全没用。” “我们想让战争彻底过去,”卡提娅说,“那个叫恩斯特·贝尔特拉姆的人几天前来过,一脸的嗜杀好斗。我在门口把他赶走了。” 她挑衅地环视餐桌。托马斯原本还在想为何贝尔特拉姆没联系了,自己是否应该给他打个电话或写封信。 他打算餐后向卡提娅提提意见,但她早早地上床了,他只能独自待在书房,在书架上找本能让自己舒坦的书。 战争失败了。他的书写完了,即将在一个改变了的德国出版。半年前还弥漫着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热情,而现今人们只谈伤亡。新闻报道着配给和供应品。皇帝①下台了,但无人知道接替他的是什么。德国如今成了共和国,但托马斯觉得这是个笑话。 ﹛① 指的是当时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 这不是读诗之夜。他也不想看他一直在看的哲学书。无论哪个德国人的话都帮不了他。如果贝尔特拉姆来,托马斯会问他,这场战争既然轻易失败,又为何开始。他想知道现在德国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本。 反之,如果来的人是海因里希,他会问如果德国现在和其他地方一样,活在战胜国的控制下,那么用德语写作,在四壁排满德国著作的书房里写作,在傍晚听留声机上的德国音乐,还有什么意义? 他想到了装扮成农民向富人扔苹果的年轻人。这就是必然结果吗?戏仿、徒劳、愚蠢?这就是德国伟大计划的最终意义? 埃丽卡和克劳斯继续关注每日新闻。当战后第一次选举开始时,他们很高兴女性首次有了选举权,认为又有了在餐桌上怠慢长辈的机会。茱莉娅从波林过来时,埃丽卡就说,她听说所有已婚妇女都能和丈夫一样参加选举。 “我的小乖乖,她们也许会说一定去投票,”卡提娅说,“但选举是保密的。只有我的祖母除外,她已经公开说了她会怎么投票。” “你会怎么投票?”克劳斯问他的祖母。 “我会理智投票。”茱莉娅说。 “那魔术师呢?” 数月以来托马斯头一次大笑。 “我会和你母亲一样投票,她也会理智投票的。” “结果会怎样呢?”克劳斯问父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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