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绅士(63)_埃默·托尔斯

六三

　　§午后幽会

　　伯爵迅速往四下打量了一下，便直接穿过无人的客厅，走进了卧室。卧室里面，在一扇高大的窗户前，立着那个杨柳般婀娜多姿的身影。听到他走进屋的声音，她转过身来，衣服唰的一声轻轻滑落到了地板上……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上回写到这一对是在一九二三年。当时安娜·乌尔班诺娃把伯爵赶出屋，不是特意吩咐他“把窗帘拉上”吗？而当他出门以后听见门在身后“咔嗒”一声关上时，他不是觉得自己像个孤魂野鬼，所以后来才满腹辛酸地上屋顶去了吗？此刻，她正钻向床罩。这个曾经无比高傲的人脸上正挂着微笑，那微笑里饱含着耐心、温柔甚至感激。而所有这些，在伯爵这个她曾经的对手和敌人的笑脸中也能一一找到。他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晚礼服往椅背上一搭，便开始解开他的衬衣扣。

　　究竟发生了什么，居然让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重新聚在了一起？是怎样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又把他们带进了311号套房，重回彼此的怀抱的呢？

　　好吧，错综复杂的那条道路并不是伯爵的。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走过的路不过是从他的卧室到博亚尔斯基餐厅，然后再回来。他只是沿着大都会酒店的楼梯来回跑而已。所以，那条错综复杂，又弯又绕，不但有转弯，而且沿原路返回的路不是伯爵的，而是安娜的。

　　一九二三年，当我们第一次在大都会酒店的大堂里遇见乌尔班诺娃女士时，伯爵便发觉了她身上的那股傲慢劲儿。其实，那种傲慢并非毫无来由，而是她作为一位名人的附属品。一九一九年，伊万·罗索托斯基在敖德萨郊区的一家地方剧院里发现了她，从那以后，她便成了他接下来两部电影的女主角。这两部电影都是历史爱情故事，歌颂的是劳动人民纯洁善良的情操，同时也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家伙进行了批判。在头一部影片中，安娜扮演的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厨房女佣。一位年轻的贵族为了她宁可放弃宫廷的诱惑。在第二部里，她扮演的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女继承人。电影里的她抛弃家产，嫁给了一名铁匠学徒。罗索托斯基为他的故事植入了昔日宫廷的背景，用灯光营造出梦幻般的朦胧气氛，用柔焦镜头拍出怀旧效果，然后影片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幕里几乎全是这位初入影坛的玉女的特写镜头：春心萌动的安娜，心烦意乱的安娜和终于收获了爱情的安娜。两部影片都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且得到了政治局成员（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他们也希望适当地转移话题，给人民一些喘息之机）的首肯。于是，我们这位年轻的女演员轻而易举地收获了荣誉和声望。

　　一九二一年，安娜成了全俄电影联盟的成员，也因而有了进出联盟成员特许店的资格；一九二二年，她被授予了彼得霍夫附近的一处别墅的使用权；一九二三年，他们又把一位前皮毛商的豪宅给了她，宅子里有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以及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子的梳妆台。这些东西本身就可以用作罗索托斯基任何一部电影的道具。正是在这幢豪宅中举办的聚会上，安娜学会了从楼梯上逐级而下的古老艺术。她手扶栏杆，身后拖着一袭长长的丝绸礼裙，一步步地从楼梯上款款而下；而楼梯脚下，画家、作家、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都在众星捧月般地等着她。^①

　　﹛①　在苏联最早期的数年中，布尔什维克人怎么能够容忍女演员家中有镀金的椅子和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梳妆台呢？他们又怎么能容忍这些物品同样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公寓里呢？很简单。他们在每件高档家具的底部都会钉上一块小铜牌，牌子上刻着数字。他们用这个数字来识别那些属于人民的巨额财产中的每一件物品。这样，一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人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豪华的红木大床上酣然入睡，因为他知道，那张床并不是他个人的；而且，尽管他公寓里摆的全是豪华贵重的古董家具，但他的真实财产比叫花子也多不了多少！——作者注﹜

　　然而，对任何政权而言，艺术是它所有的奴仆中最不真诚的那一位。不仅因为创造艺术的都是些异想天开之辈，也不仅仅因为那些人不喜欢仰人鼻息，或对简单地重复他人深恶痛绝，重要的是，有时候艺术的含义含混得令人头疼。一段经过精雕细琢的对话原本可以明白无误地传达出说话者的用意，但这时，稍微加上些嘲讽的语气，或者将眉毛轻轻一挑，它便会立刻前功尽弃。事实上，它有时会给人一种与说话人的本意完全相反的效果。所以，当局为什么要时不时地对艺术的导向进行重新考虑和调整也就很好理解了。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它们自己能保持一致也得这么做。

　　果然，当安娜主演的罗索托斯基的第四部电影（她在该片中扮演一位被误认为孤儿的公主，而她爱上了一位被误认为王子的孤儿）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首映式的时候，一些坐在乐队席里的精明人士已注意到，年轻时如此招人欢迎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索索”的总书记，今天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边看着银幕一边露出会心的微笑。于是，他们本能地把自己的热情也强压下来。这样一来，首先是夹层楼的气氛受到了影响，接着这种受到影响的氛围很快就蔓延到了包厢里，最后，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首映式后的第二天，有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组织成员给《真理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该党组织成员那天晚上就坐在“索索”身后几排的一个位置上）。他承认，这部电影非常有趣，可是，我们从罗索托斯基这些接二连三回归到公主和王子时代的电影中又能学到些什么呢？华尔兹、烛光和大理石台阶？我们难道从他对过去的痴迷之中嗅不出一点可疑的怀旧情绪吗？而且，个人奋斗和个人胜利难道不是又成了故事的中心吗？他对特写镜头的过分偏爱和依赖在这部片子里难道没有变本加厉吗？没错，我们又有了一位身穿长袍的美人，可历史的紧迫感呢？集体奋斗呢？

　　此信在《真理报》上登出后的第四天，“索索”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之前特意提到了这篇影评，并且对作者的措辞风格表示了赞许。全体会议召开之后的第三周，这封信的精神（以及信中所提到的几个名词）又分别得到了另外三家报纸和一份艺术期刊的响应。尽管这部影片在二级影院的发行量极其有限，它还是赢得了一些微弱的掌声。而到了那年秋天，不仅罗索托斯基的下一部影片还没着落，他本人的政治可靠性都开始遭到怀疑。

　　现实生活中的安娜远不像电影中的她那样天真无邪。她很清楚，罗索托斯基的失势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会把她一齐拖入深渊。于是，她不仅开始避免同他一起公开露面，而且开始公然赞扬起其他导演的美学观点。要不是大西洋对岸创造出了一个很不幸的新发明，她的这一策略兴许能为她开辟出一条新的成名通道。这个新发明就是：有声电影。尽管安娜那张脸仍旧是银幕上最令人着迷的面孔之一，但那些多年来以为她的声音也同样迷人的观众却完全无法接受她男人般沙哑的嗓音。因此，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二十九岁的大好年华里，安娜·乌尔班诺娃便成了美国人口中的那种过气明星。

　　唉，钉在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家具底下的铜牌或许能让某些好同志安安心心地睡个好觉，但所有按照序列号码在分类账本中登记下来的物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只要登记的笔轻轻一动，它们就会被其他人要走，或者被拿去用在别的场合。未出数月，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梳妆台全没了，包括皮毛商的那座豪宅，以及彼得霍夫附近的那幢别墅。安娜拎着两只装满衣服的大箱子，被赶上了街头。当时，她钱包里的钱足够买一张回到她位于敖德萨城外的家乡的火车票。相反，她和那位年已六旬的服装师一起搬进了一套只有一间房的公寓，因为安娜·乌尔班诺娃根本没有返乡的打算。

　　伯爵第二次见到安娜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也就是她被赶出豪宅后大约八个月。当时，他正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往一位意大利进口商的杯子里倒水，却看见她穿着一袭红色的无袖晚礼裙，踩着高跟鞋从门外走了进来。伯爵一边朝进口商道歉，一边用纸巾替他揩干洒到腿上的水，他还隐约听到女演员向安德烈解释，她约了一位客人，对方随时会到。

　　安德烈领她去了位于角落里的一张双人桌。

　　然而，她那位客人过了四十分钟才来。

　　博亚尔斯基餐厅正中间布置着许多花卉（那天摆的是向日葵）。伯爵从花卉装饰台另一侧的有利位置看得出，女演员和她的那位客人此前应该只是互有耳闻，未曾谋面。那人的长相还过得去，年龄应该比安娜小几岁。虽然他身穿手工剪裁的西装，但伯爵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粗鄙之人。因为入座之后，他虽然嘴里在为迟到道歉，可他的眼睛却一个劲儿往菜单上瞄。她还在大度地对他说不要紧时，他便已经打着手势叫侍者过来了。安娜看上去还是无比迷人。她讲自己的故事时，眼中充满神采，而听他讲故事的时候，她又会适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每当有人走到他们的桌子前，恭维他新拍的电影因此打断了他俩的谈话时，她总是摆出一副耐心的姿态。

　　几小时过后，博亚尔斯基餐厅已经空了下来，厨房也关了。伯爵正要从大堂回自己的房间，这时，安娜和她的那位客人正从夏里亚宾酒吧出来。客人停下脚步，打算穿上自己的大衣，安娜却冲电梯指了指，显然是邀请他上楼去再喝一杯。可他继续将手臂伸进袖子。“今天很荣幸能与您见面，”他一边向她表示，一边瞥了一眼手表，“可是不凑巧，我跟别人还有约。”说完，他便径直朝门口走去。

　　在年轻的导演穿过酒店大堂时，伯爵觉得此刻的安娜和一九二三年的她一样光彩夺目，动人心弦。可一等到导演的身影消失在外面的大街上，安娜脸上的笑容和她的肩膀便立刻耷拉了下来。她抬起手，无奈地按住了自己的眉头，然后从对着门的位置转过身来，却迎头碰上了伯爵关切的目光。

　　在那一瞬，她的肩膀不由自主地往后一缩，然后高抬起下颌，朝楼梯走去。尽管仪态大方地走下楼梯，走向众多崇拜者这门技术她早已练得炉火纯青，但独自上楼的技术她还未掌握（也许根本没人能掌握）。才上了三级台阶，她便停了下来，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接着，她转过身，按原路下楼，穿过大堂，来到伯爵站着的地方。

　　“每次我和你同时出现在这个大堂里，”她说，“我都免不了被人羞辱一顿。”

　　伯爵看上去非常惊讶。

　　“羞辱？我觉得你根本没有理由觉得受到了羞辱啊。”

　　“我想你大概是眼瞎了吧。”

　　她看向那张旋转门，仿佛它还在为导演的出门而转动。

　　“我邀他睡觉前再一起去喝一杯，可他说他明天需要早起。”

　　“我倒是从来都不需要早起。”伯爵说。

　　她笑了，这是她今晚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微笑。她用手指了指楼梯上的台阶。

　　“那你上去得了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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