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绅士(60)_埃默·托尔斯

六〇

　　这么短的时间里，安德烈上哪儿去弄三个这样的橙子呢？别的餐厅？只收硬通货的特殊商店？还是哪位官居高层的餐厅老主顾？好吧，既然如此，那么伯爵那一盎司半的藏红花粉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这样的问题从好几年前开始人们就不再问了。只要说一句，藏红花粉已经到手，橙子也唾手可得，就够了。

　　三位“密谋者”相互看了一眼，然后把椅子往后一推。安德烈把眼镜又架回到头顶，埃米尔转过身来对伯爵说：“你就尽可能快地把菜单递到他们手里，然后立刻帮他们点菜，做得到吧？”

　　“做得到。”

　　“那好，”主厨最后说道，“我们十二点半见。”

　　＊

　　当伯爵手上搭着白色制服从博亚尔斯基餐厅离开的时候，他的嘴角带着微笑，步子也格外轻快。事实上，他浑身都透着欣喜。

　　“你好，格里沙，”经过行李员身边，伯爵问候道（前者正抱着花瓶往楼梯上走，花瓶里插着一束两英尺高的卷丹）。

　　“您好^①。”他又对一位身穿淡紫色衬衣的年轻可爱的小姐说道（她正在等电梯）。

　　﹛①　原文为德语：Guten tag。﹜

　　伯爵的心情这么好，肯定与温度计上的读数有关。在刚过去的三周里，气温升高了2.5℃。大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进程被重新启动。而这些进程的高潮便是，黄瓜汤里有了薄荷的清香，电梯门旁有淡紫色的衬衫，大中午的有人送来两英尺高的卷丹。他的脚步如此轻快，还因为他下午与人有约，而且半夜要与另一个人幽会。可让他今天心情如此之好的最直接原因却是埃米尔给他的那两句“太棒啦”的称赞。这种事在过去四年中也就发生过一两回。

　　伯爵路过大堂时，邮件室新来的伙计从窗口里朝他挥了挥手，伯爵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对方，又同刚放下电话的瓦西里打了声招呼（他准是又替谁弄到了两张早已被抢购一空的演出门票）。

　　“下午好，我的朋友。我看你忙得很啊。”

　　瓦西里冲着大堂的方向用手比了一下，算是默认了。此刻的大堂人头攒动，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战前的那段鼎盛时期。可突然，像事先约好了似的，他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行李值班台上也传来了三阵铃声，还有一个人在大喊：“同志！同志！”

　　哦，同志，伯爵心想。好嘛，这个词可有些年头了。

　　伯爵年幼时生活在圣彼得堡，那时，人们还很少听到这个词。即使有人说，也是偷偷摸摸地，要么在工厂厂房的后面，要么在小酒馆的桌子底下。你偶尔也能在刚印刷出来但还堆在地下室等着晾干的传单上看到它。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它却成了俄语中最为常用的词语。

　　“同志”这个词可谓词义效率上的奇迹，它既可以用来问候，也可以用来将人划分派别。可用来祝贺，也可以用来警告。可用来号召行动，也可用来抗议。它还可以被用来在人来人往的豪华酒店大堂里吸引某个人的注意。正因为有了这一语义丰富的词，俄罗斯人终于能抛掉所有的繁文缛节、陈腐过时的头衔、无聊透顶的习惯用语，甚至他们的名字。区区一个词语便能称呼所有国人，无论男女老少，敌人还是朋友，你还能在欧洲别的地方看到这种事吗？

　　“同志！”有人又叫了一声，这次的口气显得更加急切。接着，他拽住了伯爵的衣袖。

　　伯爵吃了一惊。他转身一看，发现是邮件室窗口里那位新来的伙计。

　　“哦，你好啊。有什么事我能为你效劳的吗，年轻人？”

　　这位老兄听了伯爵的问话有些不解，他一直以为说这话的应该是自己才对。

　　“您有一封信。”他解释道。

　　“我的？”

　　“对，同志。昨天寄来的。”

　　年轻的伙计往身后的邮件室窗口指了指，意思是信在那儿。

　　“哦，那好，请带路。”伯爵说。

　　于是，服务员和顾客二人便走了过去，在小窗口旁按照职责和身份各站一侧。

　　“在这儿。”找了一会儿，他说道。

　　“谢谢你，伙计。”

　　伯爵拿着信封。他原本以为收信人落款会是“同志”二字，没想到那上面（在两张好像印的是列宁头像的邮票下方）却写着伯爵的全名。那字体有些漫不经心，甚至有些离群索居，却又忍不住自我彰显的意味。

　　从博亚尔斯基餐厅下到大堂的时候，伯爵本打算到娇羞可爱的玛丽娜的办公室去讨一条白色的细线，因为他的夹克上有颗扣子松了。可他几乎已有半年没同米什卡见过面了。在他认出老友笔迹的那一刻，在几株盆栽棕榈树之间，一位带着哈巴狗的女士刚好从他最喜欢的那把椅子上起身。伯爵这人最信命，所以他决定把找女裁缝的事往后推一推。他过去占了座位，接着打开了信。

　　亲爱的萨沙：

　　今天早上四点，我无法入睡，便索性到老城去了一趟。那些痛饮狂欢地度过不眠夜的人已跌跌撞撞地回了家，电车上检票员还没来得及戴上帽子。我在涅瓦大街安静的春色中漫步，感觉这一切像是从别的省份，或别的年代偷来的。

　　涅瓦大街，和这座城市一样，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十月二十五日大街^①。一个颇有意义的日子将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变成了自己的领地。可此时此刻，我的朋友，它仍是你记忆中的样子。我漫无目的地穿过了莫伊卡河和丰坦卡运河，从那些店铺、那些昔日富丽堂皇的豪宅的玫瑰色外墙前经过，最后来到季赫温公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柴可夫斯基都埋葬于此，二者相距不过几英寸。（你还记得吗，我们为了争论他们俩谁更有天赋，一直吵到深夜？）

　　﹛①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是10月25日。﹜

　　我忽然意识到，把涅瓦大街从头走到尾就等于把俄国文学全都走了一遍。在这条街的开端，也就是紧挨着莫伊卡河岸的路边，那幢房子是普希金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年的住所。而几步开外就是果戈理开始写《死魂灵》时住的房屋。然后就到了国家图书馆，托尔斯泰曾在这里查过资料。而这里，在公墓这道墙的后面，躺着我们的老朋友费奥多尔^①，长眠在樱桃树下的他是人类灵魂永久的见证。

　　﹛①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站在那里，想着想着便走了神。这时，太阳已升上公墓的墙头，把光芒洒在整条大街上。此情此景，让我忽然想起了那句伟大的断言、那句宣言、那句承诺：

　　永远都要发光，
　　照亮你所到的每一个地方，
　　直到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1930年6月14日
　　于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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