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绅士(58)_埃默·托尔斯

五八

　　这个身体瘦高的爱沙尼亚人，对他师傅的一招一式都做过精心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把目光从手中的鸽子肉上抬起来，看上去像被吓了一跳。

　　“哪个是什么，先生？”

　　“你吹的是什么调儿？”

　　说实在的，当时斯坦尼斯拉夫的脑子里的确响着一段旋律。那是昨晚他路过酒店的酒吧时听来的，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用口哨把它吹了出来。现在，面对眼前挥舞的刀尖，他却怎么也想不起那段旋律的名字。

　　“我说不准。”他坦承道。

　　“说不准？刚才吹口哨的是你，不是吗？”

　　“是我，先生。刚才应该是我在吹口哨。我敢向你保证，那只是段小曲而已。”

　　“只是段小曲？”

　　“一首很短的歌。”

　　“我知道小曲是什么意思！但谁给你资格在这里吹口哨？中央委员会派你担任小曲吹奏委员会的政委了吗？你胸前挂的是吹奏小曲得的勋章吗？”

　　埃米尔甚至不用往下看，便将手里的刀往厨案上一劈，羊排被剁成两半，仿佛同时把那段旋律从斯坦尼斯拉夫的记忆中永远地斩离了出去。接着，主厨又抬起他的刀，刀尖冲外，但还未等他开口，那扇把埃米尔的厨房和外面整个世界隔离开的大门被人推开了。是安德烈，他一贯准时，手里拿着本子，眼镜则架在头顶上。埃米尔像刚刚打过一场仗的强盗，把手里的刀插在腰间的围裙结后，期待地往门口看去。片刻之后，门果然又开了。

　　再轻轻转一下万花筒的底部，玻璃片就能翻出一个全新的图案。行李服务生的蓝帽子，这个小伙子戴完，又交给那个小伙子接着戴；金丝雀一样耀眼的贵族制服被搁到箱底藏了起来；红色的旅游指南标上了新建起的街道的名称；而从埃米尔那扇双开弹簧门外走进来的则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他的胳膊上搭着一件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制服。

　　一分钟后，埃米尔、安德烈和伯爵三人一起坐在俯瞰厨房的那间小办公室的桌子旁。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三巨头”每天两点一刻都会在这里碰面，决定这家餐厅的员工、顾客、鸡或是西红柿的命运。

　　安德烈宣布开会的习惯性动作是把他的老花镜往鼻尖上一搁，然后翻开他那个小本子。

　　“今晚没有人预约包间，”他开始说道，“但外面的每一张桌子都订满了，每桌都是两位客人。”

　　“啊，”埃米尔像一位酷爱以寡敌众的指挥官一样狞笑着说，“你总不至于催人家快点吃完吧，嗯？”

　　“当然不会，”伯爵说，“但我们会确保他们能尽快拿到菜单，并且尽快开始点菜。”

　　埃米尔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伯爵冲餐厅主管问道。

　　“没什么特殊的。”

　　安德烈将本子转了个个儿，让他的领班自己过目。

　　伯爵指着订座客人的名单逐个看了一遍。正如安德烈所言，没什么特殊的。运输委员会的委员最讨厌美国记者；德国大使又最讨厌运输委员会的委员；而没有人不讨厌“格别乌^①”的副局长。更棘手的是，第二轮订座的人当中有两位政治局成员，他们同时请客。这二人都刚刚进入政治局，所以即使不把餐厅里最好的桌子安排给他们问题也不大。关键在于，他们两位受到的待遇在任何方面都必须完全一致，甚至两张桌子的大小以及离厨房门的远近也必须一样。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让他们坐在餐厅正中花饰（今晚摆的是鸢尾花）的两侧，一边一桌。

　　﹛①　格别乌（OGPU）成立于1923年，它取代早前的“契卡”成为俄国秘密警察的中央机关。而1934年，格别乌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取代。到了1943年和195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又相继被国家安全部和克格勃取代。从表面上看这也许很混乱，但好在秘密警察与政治党派、艺术运动和时尚流派都不一样，后几个常常会被彻底地重新塑造，而秘密警察的风格和目的却永远万变不离其宗。——作者注﹜

　　“你觉得呢？”安德烈拿着笔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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