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讲稿(18)_伊塔洛·卡尔维诺

一八

　　我认为，即使是不公开宣称自己是作家的人，在选择文学作品的形式时，也需要一种宇宙模式（即通用的神话图）。世界各国的文学在马拉美之后都追求这种几何图案。这个图案以现代科学的主调有序与无序为背景。在整个图案中宇宙变成了一团热云，不可挽回地陷入熵的旋涡之中。但是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内部，却存在一些有序的区域。在这些区域里趋向出现一种形式，似乎能够看出一种图案，一种透视图。

　　文学创作即是这些区域之一，在其内部生命呈现出某种形式，具有某种不固定、不明确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像僵化的岩石，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诗歌最仇视偶然性，虽然它也是由偶然性繁衍出来的。但诗歌知道，偶然性最后必然会被战胜。“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本世纪最初几十年在绘画艺术中产生后来蔓延到文学中来的各种逻辑、几何图形与形而上学的创作方法，应该用上面那个观点来重新进行评价。如果把晶体作为一面旗帜，那么一些国家中许多看来不一样的作家都可以集中到这面旗帜之下，例如法国的保尔·瓦莱里，美国的沃莱斯·斯蒂文斯，德国的戈特弗里德·贝恩，葡萄牙的费尔南多·佩索亚，西班牙的雷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意大利的马西莫·邦腾佩利，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等等。

　　晶体具有精确的晶面和折射光线的能力，是完美的模式，我一直认为它是一种象征。当我知道晶体的产生和生长与简单生物体的产生和生长极其相似时，我对晶体的喜爱变得更加强烈了，认为它就是生物与矿物之间的一座桥梁。

　　为了刺激我的幻想，我常常阅读科学著作。最近我偶然读到生物形成过程的模式：“一边是晶体（象征表面结构稳定而规则），一边是火焰（虽然它的内部在不停地激荡，但外部形式不变）。”我这里引用的是马西莫·皮亚特里—帕尔马里尼写的一篇文章，该文介绍了皮亚杰与乔姆斯基在鲁瓦欧蒙研究中心进行的辩论（《语言理论与学习功能》，巴黎，瑟伊出版社，1980年出版）。火焰与晶体这两种形象代表了生物学上的两种选择，后来被语言理论和有关学习功能的理论所借用。

　　皮亚杰观点的哲学蕴含是“从噪声到有序”，即火焰；乔姆斯基观点的哲学蕴含是“自我编制系统”，即晶体。我现在撇开他们的这些哲学蕴含不谈。

　　我感兴趣的是正确摆放这两个形象图案，使其构成一个像我在上一讲中谈到的16世纪的那个图案。晶体与火焰，是两种百看不厌的完美形式，是时间的两种增长方式，是对四周其他物质的两种消耗方式，是两种道德象征，是两个绝对，是区分事件、思想、风格与感情的两个范畴。刚刚我提到了本世纪文学中的晶体派，我想同样可以拟出火焰派的名单。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晶体派，但是我上面引用的那些话却教我不要忽视火焰的作用，因为火焰也是一种生存形式与生存方式。因此，我希望火焰派的人，也不要看不到晶体可能给人带来的宁静感和教训。

　　城市这个形象比晶体与火焰的形象更为复杂，我可以用它来表现几何图形的合理性与人类生活的混乱状态之间的矛盾。我认为我的作品中含义最丰富的仍然是《看不见的城市》，因为我在这本书中把我的各种考虑、各种经历与各种假设都集中到同一个形象上。这个形象像晶体那样有许多面，每段文章都能占有一个面，各个面相互连接又不发生因果关系或主从关系。它又像一张网，在网上你可以规划许多路线，得出许多结果完全不同的答案。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每个概念和每个标准都有两重性，精确也有两重性。这本小说中有一段写忽必烈汗，表现了智力向有理化、几何化与代数化转变。忽必烈把他那个帝国看成一盘棋，把马可·波罗给他详细描述的那些城市看成是黑白相间的棋盘上的车、马、相、王、后、兵。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占领的所有地方都变成了这个棋盘上那些棋子下面的小方格，而这些小方格又是虚无的象征……这时意外的事发生了：马可·波罗请大汗仔细观察一下他所谓的虚无。

　　……大汗努力使自己集中思想下棋，但不明白下棋的目的何在。下象棋的目的是赢或输。赢什么，输什么呢？真正的赌注是什么呢？将死了，胜利者的手拿走了对手的王，留下一个白色或黑色的方格，什么也没有。忽必烈剖析自己的每一个胜利，以求找到答案。他那决定胜利的最后一役，也变成了一块平整的木格。最后胜利给帝国带来的一切财富，都是些骗人的外表。

　　这时马可·波罗说：“陛下，您的棋盘是用乌檀和槭木两种木料镶嵌而成。您的慧眼望着的那个方格是从旱年生长的树干上砍下来的，您看清它的纹理了吗？这儿有个小节疤。早春时那儿有个幼芽冒出来，但夜间的霜冻扼杀了它。”以前大汗尚未发现这个外国人能流畅地用蒙古语讲话，但令他惊讶的却不是这个外国人的语言知识。“看，这儿有个大一点的孔。也许那儿曾是一条幼虫的巢。那决不是蛀虫；如果是蛀虫，它会咬个大洞。那是一条毛毛虫，吃树叶的毛毛虫。因为树叶吃光了，树才被砍下来……这条边上木匠用凿子凿了一个榫眼，可与旁边有榫头的方格对接……”

　　从一块平整的小方格上能够看到这么多东西，使忽必烈觉得眼花缭乱。马可·波罗呢，又在给他讲述乌檀树林、河中顺流而下的木筏、渡口、妇女站在窗口盼望……

　　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对精确性的追求变成了双重的追求：一方面是把偶然的事件变成抽象的图案并借以进行运算、证明定理；一方面是努力选择词汇，尽可能准确地表达事物中可感知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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