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普眼中的世界(34)_约翰·欧文

三四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盖普唯一的进展，只有故事的标题：“奥地利旅游局。”他不喜欢。于是他便继续旅游，不再写作。

　　但是天冷了之后，盖普就厌倦了旅游，他开始和海伦争吵，说她回信不够多，这说明他给她写了太多。她比他忙多了，她以二年级生的水准被大学录取，修了比平均课量多一倍不止的课。如果说海伦和盖普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得好像急着赶路一样。“放过可怜的海伦吧，”珍妮对他说，“我以为你除了写信，还要写点儿别的呢。”但盖普不喜欢和他母亲在同一间房里竞争。她的打字声从来不断，从来不停下来思考。盖普知道，这稳定的敲击键盘声，在他好好开始写之前，就会毁了他的作家之路。“我母亲，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改稿时的安宁。”盖普有一次评论道。

　　到了11月，珍妮已经写了600页草稿，但她还是感到没有真正开始。没有一个主题，能让盖普像珍妮这样毫不间断地写。他发现，想象远比回忆难多了。

　　他的“突破”，如他后来写信告诉海伦时说的，出现在一个寒冷的下雪天，在维也纳城市历史博物馆。那是一个离施温德路几步之遥的博物馆，不知为何他以前没去参观过，因为想着随时可以走过去。是珍妮告诉他这个地方的。那是她真正参观过的两三个地方之一，只是因为它就在卡尔广场对面，就在她所说的自家附近。

　　她提到这间博物馆里有一间作家的房间，她忘了是谁的了。她觉得，在博物馆里辟出一间作家的房间这个点子很有趣。

　　“作家的房间，妈妈？”盖普问。

　　“对，一整个房间，”珍妮说，“他们搬来那个作家的全部家具，也许还有墙和地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到的。”

　　“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盖普说，“整个房间都在博物馆里？”

　　“对，我觉得那是间卧室，”珍妮说，“不过那个作家，也真的在那个房间里写作。”

　　盖普翻了个白眼。听上去很下流。那作家的牙刷也在吗？夜壶？

　　那是间特别普通的房间，不过床看上去太小了，好像儿童床。写字桌也太小了。不是个开朗健谈的作家的床和桌子，盖普想。木头是黑的，每件东西都好像很容易断裂，盖普觉得他母亲写作的房间比这好。这位房间被供在维也纳城市历史博物馆里的作家，名叫法兰兹·格里尔帕策，盖普从没听说过他。

　　法兰兹·格里尔帕策死于1872年，他是奥地利诗人和剧作家，很少有外国人听说过他。他是那些没有在后世留名的19世纪作家的一员。盖普后来说格里尔帕策并不值得流芳百世。盖普对戏剧和诗歌不感兴趣，但他去图书馆读了被认为是格里尔帕策著作的非韵文：一个较长的短篇小说《可怜的提琴手》。盖普想，也许在史第林学的三年德语不足以让他欣赏这篇故事，读了德语版，他很讨厌。然后他在哈布斯堡大道的二手书店，找到了这个故事的英语版。还是讨厌。

　　盖普觉得，格里尔帕策这个著名的故事，是篇可笑的通俗剧。而且他觉得讲的方式也不好，明显感伤。隐约让他想起19世纪的俄罗斯小说，里面的人物总是无法作决定，爱拖延，现实生活样样都失败。但是在盖普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本事硬是让读者对一个可怜虫感兴趣，而格里尔帕策却用催泪的枝节闷死人。

　　在同一家二手书店，盖普买到了英译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史第林的拉丁文课上他被要求读过马可·奥勒留，但他从没读过英语版。他买下这本书，是因为书店老板告诉他马可·奥勒留死在维也纳。

　　“在人的生活中，时间是瞬息即逝的一个点，实体处在流动之中，知觉是迟钝的，整个身体的结构容易分解，灵魂是一涡流，命运之谜不可解，名声并非根据明智的判断。一言以蔽之，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属于灵魂的只是一个梦幻。”^①

　　﹛① 何怀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盖普想，马可·奥勒留凄楚的观察，无疑是大多数严肃文学的写作主题，格里尔帕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并非差在主题。盖普总结出，他们的区别在于智慧和优雅，差在艺术性。不知为什么，这个显而易见的发现让他很高兴。多年之后，盖普读到一篇格里尔帕策作品引介批评，说格里尔帕策“精神敏感、饱受折磨，间歇性偏执狂，时常抑郁，脾气乖戾，因感伤气喘，简而言之，是一个复杂的现代人”。

　　“也许是这样没错，”盖普写道，“但他也是个特别蹩脚的作家。”

　　盖普认定，法兰兹·格里尔帕策是个差劲的作家，这似乎第一次真正给了这年轻人身为艺术家的自信，即便他什么都还没写。也许在每个作家的人生中都需要有这样一个时刻，攻击其他某个作家不够格。盖普对可怜的格里尔帕策表现出的杀戮本性，几乎就是摔跤的秘密，就好像盖普在和另一个摔跤手的比赛中观察对手，发现弱点，盖普知道他可以做得更好。他甚至非要珍妮去读《可怜的提琴手》。他很少向她征求文学上的评判。

　　“垃圾，”珍妮宣判，“头脑简单，婆妈感伤，奶油泡芙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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