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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天气转暖,米克花更多时间在花园里干活,他有时喃喃自语,有时带着慈祥的表情说话,仿佛在同那些幼苗和花蕾聊天。他住在门房。有重活时,村里的一个男孩前来帮手,但大部分时候,他独自干活,在校园或那栋楼里忙个不停,他修理松动的窗框,更换坏了的灯泡,四处给墙壁补漆,填嵌水管的隙缝。他与我们打招呼时会点一下头、动动嘴唇,但他从不跟我们讲话,他也不常和厨娘或女仆交谈。我们去伦敦的日子,他开车送我们到火车站,每趟载一半女生。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得出我和其他人不同。

  “米克为何从不在我们面前讲话?”一天下午我问卡塔丽娜,当时我们正在看一场网球比赛。我不打网球。玛格丽特和卡塔丽娜在给我上了两堂课后得出结论,这项任务太艰巨,凭她们的力量不行。她们建议我请汤森太太给我聘一位网球教练。我后来想了想,我的生活里没有网球也无妨。

  “他性情孤僻,”她说,“我想那一点正合和美的意。”

  “他有妻子或家人吗?”

  卡塔丽娜哈哈一笑。“你问的这些问题,”她说,“我们不关心。”

  “我们不关心?”我说。那些女生似乎成天关心别人的事。前一日,一位记者从伦敦致信汤森太太,为了英文版《快乐的小孩》即将出版而请求采访我。在我告诉卡塔丽娜之际,其他好几个女生缠着我问长问短。

  “我们关心,但仅限于该关心的事,”卡塔丽娜说,“还有该关心的人。”

  我明白,卡塔丽娜和其他女生对我的兴趣不是无条件的。我很容易变回相反的那类人,一个如同米克那样的无名小卒。

  “我们可以去帮米克做园艺吗?”我问。

  “我想和美不会同意。”卡塔丽娜说。看到我的表情后,她补充道:“比起插花,你的确更喜欢园艺,是不是?或许你可以问问和美,能否让你照料楼里的一棵盆栽?”

  我对卡塔丽娜颇有好感,她充满热血又热心。凡是人,只要没死,身体里都流淌着温热的血,并有一颗温热的心,所以我总觉得这样的形容可笑,不过,就卡塔丽娜来说,这么形容她,她当之无愧。但如今我认识到,她一心想做好人、想做对的事,那样损害了她的个性。她天生有从善之心。她由衷地把与人为善当作乐事。可另一方面,一心求对的结果是什么,搞不好是导致人犯错?清楚汤森太太的心思,替她讲话——这两件事卡塔丽娜做起来易如反掌、胸有成竹,在到伍德斯韦上学前,她想必也替其他有权威的人讲过话,离开伍德斯韦后,她会继续这么做。当时我涉世未深,不懂惧怕像她这样的人。自那以后,我遇到过其他类似卡塔丽娜的人;每次,我不得不重新教育自己,躲开人们的好意。

  想到能在花园里独自待上一段时间——有米克在还是只有我自己,无关紧要——我心驰神往。在圣雷米,法比耶娜和我大部分时间在户外活动,远离人群。过去我总以为那是由于我们极度鄙视我们周遭的村民。但区分鄙视和害怕的界线在哪里?靠得太近的人,随时会对我们有所行动。法比耶娜和我曾凭借良好的直觉,与人保持距离,让自己免于遭受我们无法言明的危险,可在伍德斯韦,我不再享受那样的好事。

  法比耶娜是我抵挡这个世界的唯一盔甲,但隔着遥远的距离,哪怕是最坚固的盔甲也起不到保护作用。伍德斯韦的那些女生漂亮文雅,犹如奇妙非凡的贝壳。在一次去伦敦参观博物馆的远足中我学到,古时候,不同形状和大小的贝壳被当作钱币。但我也记得,在有一次德沃先生拿给法比耶娜和我看的一本旧书里有幅插图:贝壳作为刑具,用来拷打一位因施展巫术而被判处死刑的年轻女数学家。那次,法比耶娜和我难得没有驳斥他教授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惊愕地审视那幅插图,事后还讨论,在那姑娘死后,用于刑罚的贝壳被怎么处理了。

  汤森太太忙着下学年的招生工作,许多个下午,她给有望送孩子来这儿上学的父母写信,有时还接待到访的人。我和她一对一的课逐渐减少。其他女生午饭后的活动安排也放宽了。六月,校内将举行一场舞会,附近一所寄宿学校的男生会来参加,那是伍德斯韦的一项传统。女生们憧憬着那个夜晚,憧憬着暑假的旅行和家中为她们准备的东西,有许多可聊的事。我基本插不上话,连最聒噪的女生也不再来问我当一个有书出版的作家是什么感觉。如汤森太太提醒过我的那样,我正在变成无名鼠辈。

  我也许应该在意这种变化才对,但我主要感到一种消沉。伍德斯韦丧失了新鲜感。朝夕同一群女生相处,使她们变得与一群羊或一窝鸡无异。我可以随时对她们的叽叽喳喳充耳不闻。我可以扫视她们一遍,却不把她们每个人的样貌看在眼里。如果她们渴求什么,她们不会跑来找我。我没有东西可以满足她们。我宁可身边是我养的鸡。

  我苦苦思念法比耶娜。只有在给她写信时,我才能提起劲,集中精神。有一段时间,我把我能想到的一切都写下来:费希尔太太和她做的餐点,去伦敦的一日游,我们周末在乡间的漫步,致信汤森太太、想来访问伍德斯韦的记者和摄影师。我写了学校里的每一个女生。我绝不在我的信里说我思念她,但在给雅克的上一封信里,就是我不得不通知他汤森太太禁止我们继续书信往来的那封信里,我向他倾吐我的心声,说了我不敢对法比耶娜讲的话。

  法比耶娜总是及时回信。“没什么大的变化”或“这儿还是老样子”——法比耶娜的每一封信都这么开头,她会列出村里谁降生、谁去世、谁办了婚礼、谁得病。偶尔她会添上一句只有她和我明白其中含义的话。“如今有个人经常去找新来的邮政局长洛尔先生,一位看上去比他年纪更大的妇女。他们说她是他的未婚妻,在锡夫赖教书。这个学年一结束他们便会结婚,之后她会搬到圣雷米。”我在回信中写道:“我寻思,洛尔先生是否会在村里定居下来,直至有一天他丧偶鳏居为止。”在另一封信里,她说有一个比她年长的女孩告诉她,那枚深蓝色的蜻蜓发夹与法比耶娜麦色的头发不配。“她只是嫉妒而已,”法比耶娜写道,“但我告诉她,如果她想要,我可以五百法郎卖给她。她说我疯了,我直接笑话了她一通。”

  想到法比耶娜戴着那枚发夹,我心中欢喜。(当她把那只蜻蜓别到她稀疏的头发上时,她在想什么?)但令我非常不悦的是,她竟会愿意拿它换钱。(不过她给那枚发夹开出的离谱价钱也许说明事实正相反。)我从来猜不透法比耶娜的心思。如果她在下一封信里告诉我,因为她不喜欢一条狗的主人,她把那枚发夹藏在一块香肠里,喂给那条狗吃,我不会吃惊。

  雅克不再把他的信单独寄给我,但他说,法比耶娜大度地把他的信一并放在同一个信封里。汤森太太尚未注意到法比耶娜寄给我的信件的分量,但我不知道过多久她会发现雅克的这招新伎俩。

  他的信继续令我困惑。他和法比耶娜是同一个人,可他又不是法比耶娜。我很了解她的心情,她的心情和天气无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我总能为自己找到一处舒适之所。但雅克的心情似乎更难教人看清。他指责法比耶娜,仿佛对我把她当作我最好的朋友感到生气。他谈论“我们的未来”,可我不明白他指的未来是什么。他抱怨我久久不回去,对在圣雷米的乏味生活牢骚满腹。他老是说他已经存够钱,要来英国看我。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这请求。法比耶娜可以在写信时化作两个人,但她只有一副身躯。即便汤森太太允许有人从法国来探望我,她能冒充男孩吗?

  ***

  这段时间前后,我在日记里写了一则小故事。我有一阵子没坚持记日记,我推测,过不了多久汤森太太会叫我把笔记本拿出来,让她检查。

  我决定写一个园丁的故事。她是一位老妪,眼睛瞎了、满脸皱纹,看上去像巫婆,她的邻居惧怕她。可她不是巫婆,她劝慰自己。不过她的确有着一双能听见东西的手,就跟她的耳朵一样。她知道在暖和的日子,泥土嗡嗡作响,在天冷的日子,泥土颤抖,发出细微的叹息声。一株健康的根会唱歌,死了的根一开口就破音,怎么也找不回准确的调子。花蕾、花瓣和新长出的叶片在讲话、尖叫、大笑或呻吟时声音各有千秋。

  一天一次,村民们包围她的小木屋,大喊她的名字,叫她搬走,因为他们不想同一个巫婆为伍。可一个瞎子能够打理一座她看不见的花园,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莫名其妙的人们,那位老妇心忖:如果他们想行动,他们可以把我从这小木屋里拉出去,他们可以打断我的胳膊和肋骨,他们可以把我关在笼子里、让我饿死,或把我丢到一口井里,或对我处以火刑。要除掉一个双目失明、没办法保护自己的老妪很容易。可村民们没有勇气走近她。他们所做的仅是提高嗓门,大声辱骂和威胁她。他们看不出他们的话毫无作用吗?连她的花,听惯了这种种嚷嚷,也自顾自聊天,自顾自合上花瓣睡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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