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集(169)_伊塔洛·卡尔维诺

一六九

　　他站起来，前前后后地踱起步来。“我们不隐瞒这其中的困难。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正是环境问题才是最应该担心的，然而别人却毫不在乎。或者更糟糕，还要给我们从中作梗。”

　　他定在我面前，压低嗓音说：“因为您还年轻，也许相信所有人都赞成我们，然而并非这样。我们人少，总是被一方或另一方攻击。是的，先生，不是一方就是另一方，但是我们并不认输。我们大声说话，我们行动，我们解决问题。我更想在您文章里听到这些，您明白吗？”

　　我明白得很。我伪装出的那个和自己相反的意见过了头，但现在我知道该如何把这文章调整得完美无缺了。我必须在此后的三天内把文章重新交给工程师。我把文章从头到尾地重写了一遍。

　　全文三分之二我用来描绘欧洲城市被烟雾吞食的阴暗场景，而另三分之一则把这些城市和一个典范城市的形象做了个比较，也就是我们的城市，这里整洁干净，氧气富足，这里的工业集中生产并不会与……相剥离……等等。

　　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我在家里躺在床上写文章。一缕阳光斜洒在院井中，并透过玻璃射进房间，我看见这缕光线在房间的空气中穿过了难以触摸到的无数尘粒。床罩上该是早已浸透了灰尘；我感觉过不了多久，床单也会被黑黑地铺上一层，就像是百叶窗的叶片，还有阳台上的栏杆。

　　当我让阿万德罗博士读这篇文章新的一稿时，感到他并没不喜欢。“这个在我们城市和其他城市状况之间对比的悬殊差别，”他说，“您肯定是照着主席的精神提出来的，确实写得很成功。”

　　“不，不，工程师没这么向我说过，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有点窝火地勉强说道，因为我的这个同事居然认为我没有一点主见。

　　科尔达的反应却是我没料到的。他把打字稿撂在桌上，摇了摇头。“我们没说明白，我们没说明白，”他立刻说。他给出一些有关我们城市工业生产的数据，每天燃烧煤炭、柴油量的数据，汽车运行量的数据。然后他又转向气象数据，并把这两个数据和欧洲北方各大城市的相关数据迅速做了比较。“我们是个工业大城市，雾多，这您明白，所以烟雾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的烟雾并不比别的地方少。我们不能像我国其他竞争城市那样，像他们那样自以为，自己城市的烟雾比别的地方少。这一点您可以在文章中写清楚，您必须要把这点写出来！我们是大气状况最糟糕的城市之一，但与此同时也是最能胜任解决这个局面的城市！是与此同时，您明白吗？”

　　我明白，我还明白了我们之间是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些发黑的房子门面，那些昏暗的玻璃，那些不能倚靠的窗台，那些几乎被抹掉的脸，还有那阴霾，如今随着秋天的到来，渐渐失去了它在恶劣天气下的潮湿味，转而变成了这些东西的一种什么特性，就好像每个人、每件东西都日复一日地没了形，失去了意义和价值，那一切于我而言，是一种普遍的不幸，然而对于像他那样的人则是一种财富、霸权和权势的象征，同时也是危险、毁灭和悲剧的象征，一种感到自己如同悬于天地之间的英雄一般伟大的方式。

　　这文章我又写了第三稿。终于通过了。只是在结尾处（“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有关社会命运的可怕问题。我们能解决它吗？”）他又有话要说。

　　“这样不是太犹豫了吗？”他问。“不会打消信心吗？”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掉疑问：“我们能够解决它的。”这样，不用感叹就有一种沉稳的把握。

　　“可是不会让人感觉太温和了吗？就好像是件很普通的事情？”

　　最好把这句话重复两遍。一句用疑问，另一句不用。“我们能解决它吗？我们能解决它的。”

　　但这是不是又把解决方案推迟到一个不确定的将来了呢？我们试着把它们都用现在时表示。“我们现在就要解决它吗？我们现在就来解决它。”可是读起来不大好听。

　　大家知道，写文章一向如此；先是改一个逗号，接着就得换一个词，然后是改掉整个句子的结构，再下来就是改掉整篇文章。我们讨论了半小时。我建议把问题和回答换成不同的时态：“我们能解决它吗？我们正在解决它。”主席十分满意，从那天起，他对我的才华就再没有丝毫的怀疑。

　　一天夜里电话铃把我吵醒了。那是长途电话延长了的响铃声。我打开灯：几乎三点了。在我决定起来，冲到过道里，再在黑暗中抓起听筒之前，这之前的之前，还在从睡梦中惊跳起来之前，我就已经知道那是克劳迪娅了。

　　现在她的声音从听筒里喷涌出来，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我睡眼惺忪的，有一种眼冒金星的感觉，然而这些火星，闪光，都只是她失控声音的抑扬顿挫，都只是她在说任何事时总会使用的那种戏剧性激动，现在那激动一直传到我这边来，传到玛尔格利蒂小姐那个凄凉过道的尽头里来。我这才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克劳迪娅会找到我，甚至是，整个这段日子，我一直等的就是这一刻。

　　她甚至都无心问问我，问我之前都怎么了，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她也没跟我解释她是怎么追寻到我的。她有成堆的事要跟我说，都是些详尽之极的事情，尽管向来都很含糊，就像她所有的事情一样，这些事都发生在对我来说陌生而且到达不了的环境里。

　　“我需要你，立刻，马上。你乘第一班火车来……”

　　“你知道，我这里有工作……机关……”

　　“啊，也许你会见到爵士……你跟他说……”

　　“什么呀，不是的，你知道，我只是……”

　　“亲爱的，你马上就出发，是吗？”

　　我怎么跟她说呢，我是在一个积满灰尘的地方接听她的电话，又怎么跟她说百叶窗的叶片上覆盖着黑黑的一层沙质硬皮，又怎么跟她说我的领子上始终有一只猫的爪印，又怎么跟她说这对我而言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在这世上唯一可能的世界；而她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只能作为一种视觉上的幻觉而存在？她从不会听我说的，她已经太习惯于居高临下地俯视一切，那些编织着我生活的不幸环境她自然是见不到的。

　　要不是她这种优越感所产生的后果，她和我的一切关系又会是其他什么样子呢；她从来都意识不到我只是一个平庸的地方记者，既无前途又没野心，可是她却依旧如此待我，就好像我是贵族、大富豪和艺术家所属的上流社会中的一员，而在这种环境中她总是激动万分，也正是在这种场合下，就像在海边浴场经常发生的那样，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夏天，我被介绍给她。她不想意识到这事，因为这就等于承认她自己错了：她于是继续赋予我远不可及的才华、声望和品味；但我究竟是什么人，在她当真只是个细枝末节问题，而对于一个细节问题，她是从不想认错的。

　　现在她的声音渐渐变得柔和而温情起来：那才是我——尽管我没有承认这点——一直等待的时刻，因为只有沉溺于这缱绻爱意中，所有使我们不同的东西才会消失，就只剩下我们两人，而我们是什么人都无所谓了。我们刚开始互诉了几句爱的言语，我身后的一扇玻璃门里就亮起光来，还传来一阵深沉的咳嗽声。那是同屋警察局军士的门，正是在那里，在电话旁。我即刻压低声音，说话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知道自己会被人听见，自然的谨慎让我减弱了爱意的表达，我甚至连一些中性的、听不大明白的悄悄话都说不出口。隔壁房间的灯关上了，但是电话线的另一头却抗议起来：“你在说什么？你说大声点！你要跟我说的就只有这些？”

　　“但我不是一个人……”

　　“什么？你和谁在一起？”

　　“不，你听我说，这里，你知道吗，我会把同屋吵醒的，很晚了……”

　　她已经发火了，她要的不是解释，她要的是我的反应，一种热烈的表示，一种可以烧掉把我们分开的距离的东西。但我的回答却变得谨慎、哀怨而平静。“不，你看啊，克劳迪娅，你别这样，我跟你保证，我求你了，克劳迪娅，我……”军士房间的灯又亮起来了。我把嘴唇紧压在话筒上，情话变得支支吾吾起来。

　　院子里，洗碗工正滚着啤酒桶。玛尔格利蒂小姐在她房间的黑暗中闲谈正欢，间或夹杂着短促的爆笑，就好像她来了访客一样。同屋邻居突然用南方话大骂起来。我在过道的瓷砖上光脚站着，在电话线另一头，克劳迪娅激情洋溢的声音向我伸出了手，我尽量用结结巴巴的话去迎合她，而每当我们即将要在我们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时，这桥瞬间就会破碎掉，瓦解掉的碎片互相撞击着，碾碎和推翻了一句句情深意切的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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