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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七


  我迟迟没有困意。房间,看上去很安静,夜里却传来一些我慢慢才搞清楚的各种声音。会不时传来一个扬声器走了调的声音,好像是要提醒人们注意什么,但字句短促,难以理解;如果我已经睡着再醒过来的话,会觉得自己是在火车里,因为那种音色和语调就是火车站扬声器的那种音色和语调,就跟乘客半睡半醒的夜里耳边浮起的声音一样。竖起耳朵来听,我还能抓住几个词。“两份酱饺子……”他们说。“铁锅肉排……一份……排”。

  这房间是在“乌尔巴诺·拉达齐”①啤酒店的厨房上面,午夜后那里也做快餐生意:服务员在吧台上用内线话筒把点过的菜单抑扬顿挫地念给厨师听。阵阵混杂的嚷嚷声不断从啤酒店里传上来,不时还会有什么人唱起歌来。但这是个好地方,价有点贵,可来的人群并不庸俗:夜间少有醉汉发酒疯把满是杯子的桌子打翻。我在床上,他人清醒时的噪声传过来时就已经减弱了,既不愉快也没色彩,就像穿过了一层云雾;扬声器里的声音:“一份炸薯条的配菜……那些饺子好了没有?”这声音带着鼻音和顺从的悲伤。

  ﹛①乌尔巴诺·拉达齐(1808-1873),生于意大利北方皮埃蒙特大区。意大利左派政党领袖。曾为意大利总理。﹜

  两点半不到的时候,“乌尔巴诺·拉达齐”啤酒店便把金属帘门放下;服务生们,竖起蒂罗尔式工作服上衣的外套翻领,从厨房里出来,聊着天穿过院子。三点不到,一阵铁家伙的碰撞声会闯入院子:洗碗工把沉沉的空啤酒桶拖到外面来,让它们沿着桶的边缘或是直接就地滚起来,搞得砰砰作响;接着他们开始冲洗酒桶。这些洗碗工,不慌不忙的,肯定是按小时计算工钱的,干活冒冒失失的,吹着口哨,总是把那些锌桶弄得很响,这样要闹它个把小时。将近六点,拉啤酒的卡车会运来灌满啤酒的桶,再把那些空的带走;而“乌尔巴诺·拉达齐”的大厅里已经响起了打蜡机的噪声,机子要为新的一天打扫地板。

  在安静的时候,深夜里,从玛尔格利蒂小姐的房间,在那黑暗之中,会爆发出喋喋不休的说话声,搀杂着奸笑,还有提问和回答,全都是只由一个女性的假声发出来的;她耳聋,区别不出来自己是在思考,还是在大声讲话,不管是白天,或是在深夜醒来的时候,每当她因为一个想法、一段记忆、一次内疚而热血沸腾时,就自言自语起来,在不同的几个人对话时,她还要改变台词。幸好这些独白,由于激动,都听不大懂;但身处这种冒失的亲密之中,还是让人感到不大舒服。

  白天,当我进厨房问她要点热水来刮胡子时(敲门她是听不见的,所以我不得不进入她的视线,才能使她感到我的存在),往往会把她吓着,因为其时她正照着镜子说话,微笑着做鬼脸,或是坐在椅子上朝虚空之中看着,讲着什么故事;于是她突然恢复镇静,说:“唔!我正和猫说话呢,”或者:“很抱歉,我没看见您,我正在祈祷,”(她非常虔诚)不过更多的时候,她意识不到自己的话已被人听见了。

  她的许多话是冲猫说的,这是真的。她可以跟它说上几小时,有的晚上我听见她一直在对着窗户说“啧啧……啧啧……猫猫,猫猫,猫猫”,等着猫从走廊上、屋顶上和阳台上回来。它是一只瘦弱的野性很强的猫,有一身每次归家时就变成了灰色的黑毛,就好像是把这个街区所有的灰尘和煤烟都吸到了自己身上来了。它大老远的一看到我就要逃开,躲在什么家具下,就好像我打过它一样,尽管我连看都不看它。但趁我不在时,它应该是进过我房间的:女主人把给我洗过的白衬衫放在大理石抽屉柜上,而我在衬衫的领子和胸前总是能找到它爪子上的煤黑印迹。我便叫骂开来,但很快就止住了,因为那聋子是听不见的,于是我就去那边把这场灾难展示在她眼前。她很难过,四处找猫要惩罚它;她跟我解释,肯定是她进我房间给我送衬衫的时候,猫也跟了进来,而她却没发现;于是就把它关在里面了,这野兽就跳上了抽屉柜,发泄了一番它不能出去的怒气。

  我只有三件衬衫,得不停地给她洗,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时自己的生活还没有料理好,还有办公室要收拾——半天过后,衬衫就已脏了。所以我不得不时常穿着领子上有猫爪印的衬衫去办公室。

  有时候我在枕头上也能找到脚印。应该是前一天晚上,玛尔格利蒂小姐给我被子翻边时,它跟进来后,就一直被关在里面了。

  猫脏成这样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只需把手放在走廊的栏杆上,再收回来时上面就都是一条条的黑纹了。每次我回家时,要把四个门锁或挂锁用钥匙拧开,然后为打开和关上落地窗,还得把手指插到百叶窗的叶片间,这都会把手弄得脏兮兮的,以至于进门后,我必须悬起双手,免得弄脏别的东西,并立刻去洗脸池边洗手。

  手洗净擦干后,我立刻感到好受了许多,就仿佛重新获得了手的使用权,这才敢摆弄起房里不多的物件。玛尔格利蒂小姐,我得说,把房间保持得相当干净;除尘,她每天都在除尘;但有时候,如果我把手伸到她够不到的某些地方(她个子非常矮,胳膊又短),抽回来时,手上又全是天鹅绒一般软绵绵的细灰,于是我不得不立刻再去洗手。

  最严重的问题是书:我把书整好摆放在那个小货架上,只有那些书才能给我家的感觉;工作总能给我一些自由时间,我很情愿花上个把小时在房里读读书。但是那些书上沾了多少灰尘:我从书架上选出一本,打开之前,先得用块破布把封面封底擦个遍,还有书口,然后还要好好地拍上一拍:准能拍出来一大片的灰尘。于是我又要去洗手,然后才能倒在床上读起来。但是翻书时,没用,我会感到手指肚上的那层灰,变得越来越软,越来越厚,这破坏了我阅读的乐趣。我站起来,回到洗脸池边,又冲了冲手,可是现在我感到衬衫上、衣服上也沾满了灰尘。我本想重新开始读书,但此时我的手都干净了,便懒得再把它弄脏了。于是决定出去走走。

  自然,要出门也得经过所有的程序:百叶窗,栏杆,锁,这些都导致我的手比之前更糟糕,但现在我必须要把我的脏手这样一直保持到办公室。我一到办公室,就跑到洗手间去洗手;可办公室的毛巾上全是黑印子;我刚擦完手就已经脏了。

  机关工作的前几天,我用来收拾自己的写字台。分给我的桌子上堆满了东西:纸张,信函,文件夹,过期的报纸;反正,直到那时为止它是一张机动用的桌子,上面堆放的尽是那些没有固定位置的东西。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大扫除一番:但很快就发现有一些对于报纸来说是必要的资料,还有其他一些也该有点意思、以及我打算仔细看一下的东西。总之结果是我什么东西也没从桌上拿掉,反而还添了许多东西上去,当然我不是乱放,而是尽量把一切保持整齐。很显然,桌上原来的资料积满灰尘,而且还把自身的灰尘传给了新放上去的资料。我很珍惜自己整理出来的东西,于是就规定打扫卫生的女人不要碰任何东西,这就导致了那灰尘一天天的沉积在资料上,尤其是文具上,信笺上,注明了收件人的信封上,等等等等,于是这些东西几天之内就有了又老又脏的外貌,让人懒得去碰。

  抽屉,那里也是,一回事!那里面都是放了好几十年的破烂纸张,分成好几层,全是灰,见证了那张写字台几经公务和私务的悠久职业生涯。我在那张桌上不管干什么事情,没过几分钟就感到有洗手的必要。

  我的同事阿万德罗博士,却有一双永远干净的手——纤细的小手显出一种神经质般的僵硬——,保养得非常好,指甲光亮、整洁,而且统统削得尖尖的。

  “但是您,抱歉,”我试着问他,“您没觉得,在这里待上一会后,这手,是不是,您看见没有,这手是怎么弄脏的啊?”

  “这是很可能的,博士,”阿万德罗回答道,他那表情总是假兮兮的,“您可能是碰了什么不大干净的东西或是纸张了。如果您允许我给您一个建议的话,那就是写字台桌面上最好是完全空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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