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集(140)_伊塔洛·卡尔维诺

一四〇

　　莱吉那乌多先生不再驳斥她，而是把话题转到那个机关的其他功绩上：他给我介绍粪箱法，就是蚂蚁人把粪箱送进每家每户的花园里，蚁后便会去那里产卵，他们取回这些箱子，把它烧掉。我发现莱吉那乌多先生的腔调非常适合用来向我妻子解释这件事情，她天生多疑悲观，于是，我回到家，把邻居的话跟她重复了一遍，注意不去夸耀这个方法有多么神奇、迅速，但也避免使用克劳迪娅太太的讽刺评价。我妻子是那样一种女人，比如说坐火车吧，尽管她们认为火车时刻表、列车编组、检票员检票都毫无意义，搞得一塌糊涂，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但也带着仇恨地、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下来；同样，虽然她认为糖蜜这个玩意儿荒唐可笑，只是把事情搞复杂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反驳她——，但她还是准备好好接待这个蚂蚁人的来访——这个蚂蚁人，我知道了，是叫巴乌迪诺先生——，并且不用抗议或是无意义的求救来烦他。

　　这个人并未征得我们同意就来到了我们的土地上，就是说还在我们谈论他时，他就已经站到我们跟前了，这真叫人尴尬。他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矮个子，穿着件又破又掉色的黑色衣服，那张脸有点醉汉相，颜色仍然深的头发梳着一个孩童般的分头。他半闭着的眼睛，稍带一点虚情假意的笑容，还有那眼睛和鼻翼附近有些发红的肤色，都预示着他会有个嘶哑的声调，就像神父那种，方言很重。面部神经略为一动，就能让他嘴角和鼻角的皱纹跳个不停。

　　如果我用了太多的细节来描述巴乌迪诺先生，那只是为了尽量描绘出他给人们的奇怪印象；相反，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凭直觉就能猜出蚂蚁人正是他，哪怕他是置身于成千上万的人中间。他的手粗壮而多毛：一手提着类似咖啡壶一样的东西，一手托着一叠子陶瓷小盘。他告诉我们，他要放糖蜜，他的声音那样的冷漠，暴露出公职人员的好逸恶劳：同样，他说“糖蜜”这个词时的发音方式，是那般的软弱无力、拖拖沓沓，足够表明这个男人是以怎样麻木不仁的怀疑，和对我们的苦恼怎样的蔑视，来履行他的任务的。在他面前，我发现我妻子倒成了镇静的榜样，还指给他看蚂蚁流量最大的地方。

　　实际上，看着他那么犹豫不决地忙活着，老是重复着那几个同样的动作：用咖啡壶的糖蜜灌满一个个的小盘子，再搁下，战战兢兢地生怕弄翻它们，我的耐心早已跑掉了。这样观察着他，我脑中闪出一个奇怪的印象，这个印象我第一眼见他时就有了：他就像一只蚂蚁。我说不好为什么，但他肯定是像的：也许是因为他人肤色昏暗发黑，也许是因为他那个小身段的比例，或许是他嘴角上的抽动与那些昆虫触角、小腿的持续振颤是相似的。但是蚂蚁有一个特点他可一丁点都不具备，这就是蚂蚁那种动个不停的忙乎劲儿；巴乌迪诺先生行动起来时，总是慢慢吞吞、笨手笨脚，眼下他正挥舞着蘸上了糖蜜的小刷子，愚蠢地把家里涂抹得很脏。

　　就在我带着不断增长的厌恶感跟随着那个人的活动时，我突然发现我妻子已不在身边；我放眼找去，看见她站在地里的一个角落上，也就是莱吉那乌多家篱笆和布拉乌尼家篱笆交会处；克劳迪娅太太和阿格拉乌拉太太在各自的篱笆上伸出脑袋来，她们在闲谈，而我的妻子，在她们中间，听着她们说话。我走近她们，因为巴乌迪诺先生正在房后的间隙处忙活，在那里他可以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不需要别人看着，我听见布拉乌尼太太在说话，边说还边打着她那有棱有角的手势：

　　“补药，他用来喂蚂蚁的，那个东西：简直是补药，什么毒药啊！”而莱吉那乌多太太用一种甜甜的口吻补充道：“如果哪天真没有蚂蚁了，这些机关官员都上哪里去啊？所以，您想让他们干什么呀，我的太太？”

　　“把它们养肥，这就是他们做的好事！”阿格拉乌拉太太愤怒地下了结语。

　　我的妻子——由于邻居双方的话都是冲着她说的——不吭一声地听着，而她那鼻孔大张、双唇紧锁的模样告诉我，一种被迫承受骗局的气愤和痛苦正在吞噬她。我也是，必须说，我十分切近地相信那些话并非只是女人的闲言碎语。

　　“那么用来产卵的小粪箱呢？”莱吉那乌多太太继续说道。“他们是要收回的，但是您以为他们真会烧掉箱子吗？才不会呢！”

　　有人在喊：“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她丈夫的声音，肯定是妻子放肆的言行使他不安起来。莱吉那乌多太太说声“抱歉啦”，离开了我们，话语间透射出对随波逐流的丈夫不屑一顾的意思。在对面，我感到有种嘲笑声在回荡，我看见在铺得很好的砾石小道上，布拉乌尼上尉正在调整陷阱装置的倾斜度。在他的脚下，一个刚给巴乌迪诺先生满上的陶瓷小盘子翻了个底朝天，被打得粉碎，肯定是给踢了一脚，谁知道这一脚是无心还是有意的。

　　我们往家走时，我没法断定妻子心里是否盘算着要对蚂蚁人发泄一通怒气；但是我可能不会做任何事情制止她，相反，时机适当的话，我还会支持她。但是我们把房子里里外外看了个遍，发现巴乌迪诺先生已经消失了；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听到我们家的栅栏在吱吱嘎嘎作响，还有关门声。他应该就是那时候出去的，连个招呼都不打，留下糖蜜那黏糊糊、发红的印迹，还散发出令人厌恶的、甜腻腻的味道，跟蚂蚁的味道完全不同，但是，我说不出来，这味道是如何地与那蚂蚁的味道有着某种关系。

　　我们的儿子睡得正熟，正是我们上玛乌罗太太家拜访一下的好机会。我们原本就得去找她，要拿什么贮藏室的钥匙，当然也是出于礼节的需要。不过促使我们尽快拜访的真正原因，是想让她听听我们的抗议，她租给我们一套被蚂蚁占领的住房，事先却没有任何警告，而且——首先是——也是有好奇心，想看看房子的女主人是如何应付那个祸害的。

　　玛乌罗太太的别墅有一个宽敞的大花园，坐落在山坡上，棕榈树高高地耸立着，扇形的树叶已经披黄。一道小径弯曲迂回，通向一幢被玻璃游廊和阁楼环绕的房屋，屋顶上的鸡形风向标已是锈迹斑斑，吃劲地绕轴旋转，发出刺耳的叫声，跟棕榈树的树叶比起来总要慢一拍，每一阵风起时，棕榈树叶都要响，呻吟一下。

　　我妻子和我就是顺着这道小径上去的，倚着栏杆往下俯瞰，能看见我们住的小房子，对我们来说它还很陌生，还有那片荆棘丛生、尚未耕种的土地，我们还看见莱吉那乌多家那个类似仓库前院的小花园，布拉乌尼家那个几乎如同墓地般规整的小花园，只有现在我们才可以忘记那些被蚂蚁黑掉的地方，只有现在我们才敢想像假如没有那些无时不刻缠身不离的烦恼，这些地方会是个什么模样，只有此时隔了这么远的距离，我们才意识到那里也可以是个天堂——但是我们处得越高来看它们，就越为我们那底下的生活感到悲哀，就好像生活在那样一个不幸和琐碎的境况下，就只能继续与不幸和琐碎纠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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