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集(90)_伊塔洛·卡尔维诺

九〇

　　但这群人有独特的一点，首先进入视线的——这就像进入一个会客室里时，眼睛看见的只有最袒胸露肩贵妇人的胸和肩——虽然是断断续续的，但总在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人们中间的残疾人，患有甲状腺肿的弱智，长胡子的女人，侏儒，被狼疮变了形的嘴唇和鼻子，由酒精中毒引起的震颤性谵妄患者软弱无能的目光：这张山村黑黢黢的脸庞现在不得不被揭露出来并接受检阅，这个农民家庭的古老秘密，那周围的房屋就像松果鳞片一样一家挨着一家。现在他们被从黑暗中赶出来，在那座发白的官僚建筑里尝试着找寻一个藏身之处，一种平衡。

　　在一间教室里，老人们全都坐在长凳上；这时甚至出现了一个神父，一小群女人已经在他周围自觉地接受起教育来；他开着玩笑地鼓动她们，在她们的脸上也抽起一阵震颤的微笑，就像野兔那种。但营地里乡下神气的这种外貌越是明显，他们就越感到缺失和迷茫。

　　“没什么好说的，”克利斯库奥罗少校说，用双腿细长的动作来来回回地走着，并没弄皱白裤子的裤线，“组织很好。每个人都是各就各位，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现在他们要给大家发汤喝了，非常美味的汤，我尝过，这里地方大，通风好，有很多交通方式，还会有其他交通方式的，但是当然，现在他们是要去托斯卡纳一段时间，那里住得好，吃得好，战争不会长，他们正好可以开开眼界，很漂亮的地方，托斯卡纳，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所有的营地生活现在都集中在分发汤汁这个活动上。空气中柔软地飘着蒸气，充满了勺子叮叮咣咣的声音。社团里的最高立法机构，也就是红十字会的太太们，庄严而紧张，正掌管着烟气腾腾的大铝锅。

　　“你可以去端几盘汤，”少校建议我，“反正也就是让人看到你在忙些什么……”

　　掌着汤勺的护士给我盛满了盘子。“你往右边去，看谁还没有汤，就把这汤给第一个你看见没汤的人。”

　　于是，我满心怀疑地，投身于送汤的活动中。我在两排人之中前行着，既得小心别把汤洒出来，也得小心别烫着自己的手指，我觉得自己端着的汤盘能带来的那一点点希望，很快就会消失在人们普遍的苦楚和对自身状态的非难中，对此我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承担责任的。一点热汤的安慰是不能把他们从苦楚和非难中转移出来的，相反，只会加剧——因为这会动摇他们简单愿望的基础。

　　我也看见那个筐里的老头了，靠在一堵墙上，在其他行李中间，僵在他的拐杖上，猫头鹰般的瞳孔直勾勾地望着前方。我超过他，没看他，几乎是害怕又要受困于他。我没想到他能在那一堆混乱中认出我来；然而我听见了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听见他焦躁不安起来。

　　我没别的方式来庆祝我们的再一次相遇，就把我正送着的那盘汤给了他，尽管那是给其他人的。

　　正当他把手伸向调羹时，上来一群慈善机构的太太，黑色的小帽子偏向二十三分地戴在鬈发上①，黑色的制服带着某种愉悦地被丰满的胸部撑得紧紧的：一个戴眼镜的胖子和其他三个化了妆的瘦子。她们看到老头就说：“啊，这是给小爷爷的汤！哦哟这汤真好喝呀。好喝吧，对不对，好喝的吧？”她们手里捧着一些正要去发放的童衣，还把衣服展在前面，就好像想给老头比划比划。一些女难民从她们身后探出头来，也许是老头的女儿或媳妇，不信任地观望着正在吃饭的他，观望着那些太太，还有我。

　　﹛①即“向左侧偏斜”的意思。即帽子的中线不是指在半点钟上也就是脸部的正中央，而是指在二十三分也就是偏左一点的地方。﹜

　　“这算是什么先锋队队员啊！你在干什么？你给他扶好盘子！”戴眼镜的太太惊呼道。“你睡着了吗？”事实是，我是有一点心不在焉。

　　那些媳妇或是孙女中的一个，不期地帮我辩护起来：“当然不用，他自己能吃，您把盘子给他，他的手很有劲，盘子他自己能拿得住！”

　　那些法西斯太太感起兴趣来：“啊，盘子他自己能拿得住！啊，爷爷真了不起，他盘子拿得真稳！看看，他正拿着呢，了不起！”

　　要我完全放手让他自己拿盘子，我是不怎么信得过的，但他—也许是那些太太的出现，也许是那汤唤起了他对一种已失去的好处的怀念——发起火来，夺过我手里的盘子，不想我再碰它。这下我们就都站在那边，我和那些太太还有媳妇，摊着手——太太们是因为捧着她们的童衣和睡衣——拥在盘子周围，他是整个哆哆嗦嗦地端着盘子，不想让我们拿走，一边吃着，一边发出些愠怒的音节，于是就把汤泼到身上了。然后那些愚蠢的女人就说：“哦，爷爷现在来把盘子给我们，爷爷真了不起，能自己端盘子（小心！），但是现在您把盘子给我们一会，我们来帮您端。小心！洒出来了，您把盘子给我们，真倒楣呀！”

　　所有的这些关切只能增加老头的气愤，以至于盘子、勺子和汤，全都从手中掉下来，把身上和周围都弄脏了。然后就得把他弄干净。很多人都有事情要忙，所有人就都对我发号施令。还得把他带到厕所里。我在那里。我该逃吗？我去帮忙了。当我们又把他放回筐子里时，又有其他问题了：“可这只胳膊不动了，可这只眼睛睁不开了！他怎么了，他怎么了？要找医生……”

　　“医生？我去！”我说着，早已跑开了。我去找少校。他正在阳台上吸烟，看着花园里的孔雀。

　　“克利斯库奥罗先生，有位老人不舒服，我去找个医生。”

　　“行，好孩子，这样你就可以出去走走。喂，如果你想半小时后，三刻钟以后再回来，你尽管去好了，反正这边一切正常……”

　　我跑去找医生，让他去学校。外面是夏日的一个傍晚，太阳已经不再有力，沙滩却仍在灼人，在水里比在空气里还要热。我想着我们对战争那些事情的脱离，和奥斯德罗一起，我们把战争带到了怎样一个风格极致的状态，直到把这种脱离变成我们的第二性，一副胸甲。现在战争表现在我身上，就是要把瘫痪者带到厕所里去，这就是我被推到离战争有多远的地方，这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多少事情，奥斯德罗，那个不愿承认我们清静崇英情绪的家伙。我回了家，脱下制服，又穿上我的资产阶级衣服，再回到难民中间。

　　在那里，我很快就感到自如起来，轻松而敏捷。我是一心想做点什么，感到我真正能有用起来了，或者这至少能让我自己感到，感到和他人在一起了。不想叫自己被别人看到的想法当然还是有过，想去海滩边，光着身子躺在沙子上，想着此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而我却在那里安稳而闲逸。就这样，我在愤世嫉俗和道德主义之间的虚假争执中消磨了点时间，就像时常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样；最后我输给了道德主义，可并没放弃自己那种愤世嫉俗的态度。我只希望能碰见奥斯德罗，跟他说：“你知道吗，我去让一些瘫痪者，一些结着痂的孩子高兴高兴，你不来吗？”

　　我立刻去克利斯库奥罗少校那里报到。“啊，好孩子，你回来了，很快嘛！”他说。“这里没什么新鲜事。”

　　然而在我离开时他喊住我。“哎我说，你之前不是穿着制服的吗？”

　　“跟那个老人一起时，制服给汤弄脏了，我得去换……”

　　“啊，好孩子。”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