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集(89)_伊塔洛·卡尔维诺

八九

　　“嗨，我们在放假啊；他们不至于叫我们休学。”

　　“但是难民呢……”

　　“那我们又能干什么呢？那些总是叫喊‘战争，战争！’的人才应该来管这事。”

　　然而对我来说，“难民”这种事却施展着一种召唤，其中的缘由我还不是很能解释得清。这也许是和我父母的道德观有关，自一五年的战争以后，我母亲是那种干涉主义与和平主义共存的文明道德观，而我父亲是那种种族的、地方的道德观，还有他对被忽视被蹂躏地区的钟爱；正如对那个被滚水烫死的孩子，在这么一大群迷乱的形象中，我现在承认，“难民”一词在我心中引出了一个真实而古老的事实，我也以某种方式被卷入其中。我的想像自然是在那里找到了更大诱惑，而不是坦克，战舰，飞机，《Signal①》杂志上的图解，不是战争的那另一张脸庞，不是我朋友奥斯德罗那技术性的尖刻讽刺和所有关注瞄准的那些东西。

　　﹛①英语：信号。﹜

　　从一辆老旧的公共汽车上，在学校的台阶上，难民们在卸东西。我穿着法西斯青年先锋队的制服来了。第一眼望去，那一堆凝成块状的人，那种衣衫褴褛的、医院里的模样，让我焦虑不安起来，就好像是到了作战最前线。然后我看见女人们，头上系着黑手帕，她们还是以前那些总被看见在摘橄榄和放羊的女人，我看见男人们，还是以往我们那些沉默寡言的庄稼汉，我觉得自己身处在一个熟悉的圈子里，但同时又被当做了外人，与他们隔开；因为他们，这群人，看到他们，我怎么说？看到他们给骡子安驮鞍，用铁锹把水引到葡萄园的垄沟里，自己却从来也不能跟他们有过任何关系，也从没有想过能帮助他们什么，这一些，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种痛苦和谴责了——这我与父亲不同。在我看来，这些人还是原来那些人，不过是更激动些罢了，他们正专注于自己忧心忡忡的疲劳，——父亲们和母亲们——专注于要把孩子们从底下送到公共汽车上去，在台阶上和老人们一起尽量使自家人紧靠在一起，与别家分开；而我能为他们做什么呢？想要帮助他们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上了台阶，不得不走得很慢，因为在我前面的每一级台阶上，都撑着一位老妇人，穿着裙子，披着黑围巾，胳膊大张，干枯的双手布满了好似病树树枝上的深色虫瘿。孩子们被搂在怀里，用发黄的包裹裹着，探出像南瓜一样滚圆的脑袋。一个女人因旅行的不适，正扶住额头在呕吐；她静止不动的亲戚们围了一圈看着她。所有的这些人我都不曾爱过。

　　学校里的走廊变成了营地或者病房。一个个的家庭或沿墙靠着，或坐在长椅上，带着包裹和孩子，病人躺在担架上，组长数着他们的组员，但从也没数到过头。散布和迷失在这些隆隆作响走廊里的是法西斯少年先锋队队员，士兵，穿着撒哈拉驻军制服或身着便服的官员，但唯一在指挥大局的是——能看得出来——五六个红十字会的女修道院院长，全都是肌腱和神经①，像二等兵一样威严，调遣着踌躇不决的那一群难民、组织者和救援人员，就像在一块演习场上，执行着什么只有她们才能明白的计划。对法西斯先锋队队员的调动命令不是很奏效，好像就连那些时刻准备接受检阅的家伙都不是很听话。我看见一些军士，就那么独自站在一边，抽着烟。两个先锋队队员在互殴，差点就撞上一个女难民。没一个人有要做点什么事的样子。我转完了走廊，来到对面的一扇门前。我已经了解一切了，可以回家了。

　　﹛①意思是全身瘦得只剩下肌腱和神经。﹜

　　另一头的大台阶上很空旷。只有一个大筐子，倚在墙上，在一节楼梯中部的平台上：筐子里有个老头。筐子是又大又扁，用柳条编的，上面有两只手柄，要两个人拎的那种；筐子几乎是垂直地靠在墙上；老头蹲在筐边上，筐边抵在地面上，筐子的底部就作为椅背。那是一个小老头，僵住了，瘫痪着，用一种变形的方式蜷着腿；但使他晃动的颤抖一刻也不让他稳住，搞得筐子是对着墙体涌动不止。他没牙，张着嘴结结巴巴地说着，目光定在前方，但并不是呆滞的，相反，眼睛里充满了警惕和野生的紧张感；额头上扣着顶便帽，帽檐下是种猫头鹰般的目光。

　　我下起了台阶，经过他面前，穿过了他大睁着眼睛的视线范围。他的手应该是没有瘫痪的：粗大，还满是气力，紧攥着一根短小多结拐杖的握把。

　　我正要超过他时，他的颤抖越来越剧烈起来，结巴也越来越急促；那攥紧在握把上的双手上上下下地在地上敲击着拐杖头。我停下来。老头，疲倦地，越来越慢地拍着拐杖，只是从嘴巴里吐出一口徐缓的气。我正准备走开。他好像是被打嗝呛着一般，用拐杖敲着地面，咕咕哝哝地说起了话；他是如此激动，以至于筐子冲着墙上弹跳了起来，失去了平衡。要不是我身手敏捷地拦住筐子，他们都能从楼梯上滚下去，他和筐子。把筐子放在一个稳妥的位置并不容易，因为它那个椭圆的形状，而里面那个人又是死沉，而且还在颤抖着，他连一毫米都挪不了；我必须随时准备好用一只手扶住筐子，以防它再次滑倒。于是我也像瘫痪的老头那样僵硬起来，在那节空无一人的楼梯中央。

　　终于，这里的台阶上也充斥起骚动来。红十字会的两个人跑上来，大汗淋漓地对我说：“来啊，你也来，把这个也带上！拿好了吗？动起来，来啊，加油！”然后我们大家一起举起装着老头的筐子，从楼梯的斜坡上迅速把它抬下去，一直带到教学楼里，一切都是匆匆忙忙的，就好像我们已经有一个小时除了这个什么也没做了，而这就是末尾阶段了，似乎只有我一人显出了疲倦和慵懒的痕迹。

　　来到了拥挤的走廊里，我跟丢了他们。一个匆忙路过的分队长看到我在四处张望，就说：“啊，你，这个时候才来集合吗？你到这里来，这里需要你！”他转向一个穿着便服的先生：“是您吗，少校，您缺人吗？我这里有个人，能给您添把力。”

　　在或在脱下大鞋子，或在给孩子喂奶的可怜女人们所坐的两行草垫当中，有一位玫瑰色皮肤的圆胖先生，戴着单片眼镜，发缝分得很精准，黄褐色的头发就像是染过的，或者像是假发，白裤子，白色的鞋头，带着黄色小孔的鞋尖；黑色羊驼毛外套的袖子上绑着条蓝色饰带，上面写着缩略字母：UNUCI①。这是克利斯库奥罗少校，南方人，退休了，我们的熟人。

　　﹛①UNUCI是Unione Nazionale Ufficiali in Congedo d'Ital（意大利全国退伍军官联盟）的缩写。﹜

　　“我其实，”少校说，“不需要任何人。这里一切都组织得这么好。啊，是你？”他说着说着就认出我来，“妈妈怎么样？教授呢？哎呀，你待在这里，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待在他身边；他叼着樱桃木的烟嘴。问我想不想要根香烟；我说不。

　　“这边，”他耸着肩说，“没什么可做的。”

　　周围的难民正在把教学场所变成由贫困乡间小路构成的迷宫，他们在这里晾晒床单，用绳子把床单系起来以便换衣服，给鞋子上钉子，洗袜子并把它们展开，从包袱里掏出炸南瓜花饼和填了馅的西红柿，总是在找着，数着，搞丢着，再找着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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