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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她回过身来严厉地训斥南希。塔斯莱先生并未追随他们,她说。他是被邀请来的。

  他们得想个办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也许会有更简单的办法,更省力的办法,她叹息道。她在镜中看到自己灰白的头发、憔悴的面容,才五十岁啊,她想道,也许她本来有可能把各种事情安排得好一点——她的丈夫;家庭经济;他的书籍。至于就她个人而论,她对自己所作的决定,绝对不会有丝毫的后悔,她从不回避困难,亦不敷衍塞责。

  她的女儿普鲁、南希、露丝的目光离开了她们的餐盘,抬起头来望着她,在她严厉地说了关于查尔士·塔斯莱的那几句话以后,她有点儿令人望而生畏,她们现在只能默默地玩味着她们的非正统观念,这些观念是她们在和她不同的生活中培养出来的,也许就是在巴黎的生活,一种更为自由奔放的生活;她们认为不必老是关心照料那些男人,因为,对于尊敬妇女和骑士风度,对于不列颠银行和印度帝国,对于戴指环的手指和饰花边的结婚礼服,她们在心中都默然提出疑问,虽然对她们说来,这一切包含着某种在本质上非常美丽的东西,它唤醒了埋藏在她们少女心中的男子气概,并且使她们在母亲的注视之下,坐在餐桌旁边,对她那种异常的严厉态度和极端的谦恭有礼肃然起敬,就像看到一位皇后从泥巴里抬起一个乞丐肮脏的双脚,用清水把它们洗净,当她们说起那个讨厌的无神论者一路追随她们——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被邀请——到这个群岛来和她们共度假期时,母亲的谆谆告诫,使她们肃然起敬。

  “明天不可能到灯塔去,”塔斯莱啪的一声合拢他的双手说道。他正和她的丈夫一起站在窗前。真的,他也该说够了!她真希望他和丈夫继续谈天,别来打扰她和詹姆斯。她对着他瞧。孩子们说,他驼背弓腰,两颊深陷,真是个丑八怪。他连板球也不会玩;他笨拙地拨弄球板,推来挡去,瞎打一通。安德鲁说他是个专爱挖苦别人的畜生。他们知道他最大的嗜好是什么,那就是和拉姆齐先生一起不停地来回踱步,一面唠唠叨叨地说什么某人赢得了这个荣誉,某人获得了那项奖金,某人是“第一流的”拉丁文诗人,某人“颇有才华,但我认为他的论断基本上缺乏依据”,某人毫无疑问“是巴里奥的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某人暂时在布列斯托或贝特福德韬光养晦,等到他涉及数学和哲学某些方面的那篇论文公开发表之日,他势必闻名遐迩,拉姆齐先生如果有意拜读,他身边正好有这篇大作第一部分的清样。他们俩扯的净是这些事儿。

  想到塔斯莱先生的咬文嚼字,她自己有时候也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记得有一天,她顺口说了句“大浪滔天”之类的话。是的,查尔士·塔斯莱说,是稍为有点儿风浪。“您的衣服都湿透了吧?”她问道。塔斯莱把衣服拧了拧,把袜子摸了一下说:“是有点儿潮,可没湿透。”

  但是,孩子们说,他们所厌恶的倒不是这些,不是他的容貌,不是他的言谈举止,而是他本身——他看问题的观点。孩子们抱怨说,每当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什么有趣的事情,譬如人物啦,音乐啦,历史啦,或者说今日傍晚气候宜人,为什么不在室外多坐一会儿啦,那个塔斯莱先生总要插嘴,唱几句反调;他老是自吹自擂,贬低别人,你说东他偏说西,不把别人的意见全盘否定,他不会心满意足,善罢甘休。他们说,他甚至会在参观美术画廊时问人家是否喜欢他的领带。天晓得!露丝说,才不喜欢呢!

  刚吃完饭,拉姆齐夫妇的八个儿女就像小鹿一般悄悄地溜走了,他们躲进了自己的卧室,那儿才是他们自己的小天地,在整幢屋子里,再也没有别的隐蔽之处,可以让他们展开争论了,他们在那儿把各种事情都一桩桩地议论一番:塔斯莱的领带;一八三二年的英国议会选举法修正案;海鸥与蝴蝶;各种人物等等。孩子们的卧室就在屋子的顶楼,各室之间仅有一板之隔,每一声脚步响都清晰可闻,当孩子们喋喋不休地争论之时,阳光照进了这一间间小阁楼,那瑞士姑娘[1]正在为她住在格立森山谷身患癌症奄奄一息的父亲低声啜泣,阳光把房间里的球拍、法兰绒衬衣、草帽、墨水瓶、颜料罐、甲虫和小鸟脑壳都照亮了,阳光照射到一条条钉在墙上的海藻,使它们散发出一股盐分和水草的味儿,在海水浴后用过的、黏着沙砾的毛巾上,也带有这种气味。

  争吵,分歧,意见不合,各种偏见交织在人生的每一丝纤维之中;啊,为什么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已经开始争论不休?拉姆齐夫人不禁为之叹息。他们实在太喜欢评头品足了,她的孩子们。他们简直胡说八道,荒唐透顶。她拉着詹姆斯的手,离开了餐室;只有他不愿和哥哥姐姐们一块儿走开,总是依傍着母亲。她觉得简直有点儿荒谬——天晓得,人们的分歧已经够多的了,他们为什么还要人为地制造分歧?真正的分歧,她站在客厅窗前想道,已经够多的了,实在太多了。

  在那一瞬间,她想到人生的贫富悬殊,贵贱不同,区别何其显著;她怀着一半内疚、一半崇敬的心情,想起了她的子女从她那儿继承的高贵血统;因为,在她的血管中,不是奔流着那带有神话色彩的意大利名门望族的高贵血液吗?意大利的大家闺秀们,在十九世纪分散到英国各地家庭的客厅里,她们谈吐风雅,热情奔放,令人倾倒;而她所有的机智、毅力和韧性,都是来自这些先辈,不是来自感觉迟钝的英国人,或者冷酷无情的苏格兰人;然而,更加引起她深思的,却是另外那个问题,她在这儿和伦敦每时每刻都亲眼目睹的那种贫富悬殊的景象。

  当她挽着一只手提包,亲自去访问一位穷苦的寡妇或一位为生存而挣扎的妇女之时,她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仔细地、分门别类地一项一项记录每家每户的收入和支出、就业或失业的情况,她希望自己不再是一位以私人身份去行善的妇女(她的施舍一半是为了平息自己的愤慨,一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她希望自己成为她不谙世故的心目中非常敬佩的那种阐明社会问题的调查者。

  她站在那儿,握着詹姆斯的手,觉得这些问题好像永远也解决不了。他们所嘲笑的那个年轻人,跟着她走进了客厅,他站在桌子旁边,心神不定地玩弄着手里的什么东西,惘然若失,她不必回头去瞧,就能感觉到他手足无措的窘态。他们都走了——孩子们;敏泰·多伊尔和保罗·雷莱;奥古斯都·卡迈克尔;她的丈夫——他们全都走了。于是她转过身来,叹了口气说:“塔斯莱先生,你不讨厌和我一块儿出去走一趟吧?”

  她要进城去办点小事情;她得先进里屋去写一两封信,戴上她的帽子;这也许要花上十来分钟。十分钟后,她提着篮子,拿着一把女式阳伞,向塔斯莱示意,她已带好必需物品,可以准备出发了,不过,当他们走过打网球的草地球场时,她必须停留一下,问问卡迈克尔先生可要带些什么东西,他正在那儿沐日光浴,他那双黄色的猫儿眼半睁半闭,也就像猫眼一样,它们在阳光下反映出颤动的树枝和飘过的浮云,但是丝毫也没有透露出内心的思想或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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