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60)_伊塔洛·卡尔维诺

六〇

　　维多里尼那段时间也重回党怀抱。他早已退党，转而支持激进党，自由社会党，而当时他重新向共产党靠拢。他还计划要去布达佩斯，想为修正、为革新贡献己力。都灵的革新派人士契勒斯特·内卡维勒已被冷冻好一段时间，联合委员会是由一名老斯大林党员安东尼奥·罗阿西欧主持。不过我们想，他让位的时间也到了。新闻满天飞。我们日复一日等待，等待百花齐放的那一天。

　　那几个月中，我为《不设防城市》双周刊写了短篇《安的列斯群岛风雨后的宁静》。这几天我又找出重读，我认为它仍饶富意义，至少记录了当时的一种心境，以及一个失之交臂的良机。那些事件使我疏远了政治，我的意思是说政治在我心中所盘踞的空间较之前要小得多。自那时起，我再也不认为政治是全面的，同时开始质疑。今天，我认为政治对社会透过其他管道所透露的讯息反应太慢，而且政治常常会有违法及欺瞒之举。

　　我们将革新的希望都寄托在焦尔焦·阿门多拉（Giorgio Amendola）身上。他继彼得·赛可亚（Pietro Secchia）接下党组织的领导棒子。他说，赛可亚被解除职务的那天就是我们的二十大。我以为阿门多拉是意共理想人选，结果令人失望。或许我对阿门多拉这个人并不了解，不过他绝不是懂得诠释我们当时想法的新意共。对我，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的那份内心煎熬，对他而言是自然现象。阿门多拉本人作风严谨，但同时又有政治人物的狡诈。那一刻，狡诈占了上风。

　　那天晚上，当红军入侵匈牙利，红军坦克开上布达佩斯街头的消息传来时，我人在都灵，跟阿门多拉在负责都灵《统一报》的卢奇亚诺·巴尔卡（Luciano Barca）家吃晚饭。阿门多拉在他的一本书中也提到这件事。他到都灵来看我和其他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朋友，为了“安抚我们”，因为他察觉到反对声音正在逼近，而我们的表现也极度不耐。对我来说那是决定性的一晚。阿门多拉正在讲话，当时《统一报》的总编强尼·罗卡（Gianni Rocca）打电话给巴尔卡。他声音哽咽，跟我们说：红军正向布达佩斯推进，城内已打起巷战。我看着阿门多拉，我们三个人呆若木鸡。阿门多拉喃喃道：“陶利亚蒂说过，历史上某些时刻必须选择，或站在这边，或站在那边。共产主义跟宗教一样，要等上几个世纪才会有所改变。再说匈牙利正走向险境……”于是我知道，意共百花齐放的日子还早，早得很……

　　一个月之后意共召开八大。安东尼奥·焦利蒂发表演说，抨击匈共的封闭作风。在冰冷静默中，他的声音喑哑。陶利亚蒂坐在主席台旁边刻意摆出在处理信件的样子。焦利蒂宣布退党，跟他同进退的人不少。我不愿意在那特别的艰难时刻离党，不过心意已定。我是五七年夏天悄悄离开的。许多同志跟我一样，任凭党证过期，有些人则被开除党籍。托马索·克亚雷提（Tommaso Chiaretti）负责的《不设防城市》双周刊工作小组遭集体除名。被除名的还有布鲁诺·科尔比（Bruno Corbi）。退党的包括富里欧·迪亚兹（Furio Diaz）、法毕利兹欧·欧诺佛利（Fabrizio Onofri）、纳塔里诺·撒培纽（Natalino Sapegno）。

　　如果五六年意共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其“合法性”早在二十四年前就会被承认。意大利的历史不知将有多大的变化？自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意大利历史肯定大为不同。但当时没有任何领导人有勇气这么做。这一点，陶利亚蒂要负绝大部分责任。他自“萨雷诺转向”①以来，始终紧抓两个原则不放：意共以改革为重的政策，以及效忠苏联。那份忠诚与他的改革方案并行不悖。若当时与苏联决裂，意共的政策很可能，或者说应该在内政上更有分量。将会面临谁来取代左派的难题。显然意共领导阶层不愿意走上那条路。

　　﹛① 陶利亚蒂一九四四年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萨雷诺（Salerno）发表公开演说，说明意共的全国统一政策，号召所有意大利人共同为反法西斯奋斗，移转了当时意大利对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热烈辩论。主张以民主途径夺取政权，并将意共变为一个群众政党。（译者注）﹜

　　而那一次就这么收尾了。十二年后，面对红军入侵布拉格，立场有所改变，意共指责入侵行为，但仍未与苏联决裂。今天面对波兰危机，我认为意共又向前跨了一步，而且这一次立场正确。这个长征走了二十四年。坦白说我不知道那班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迷途的公车是否还能走回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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