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59)_伊塔洛·卡尔维诺

五九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①

　　﹛① 接受艾乌哲尼欧·斯卡法利访问（《卡尔维诺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共和国报》，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九五六年的那个夏天高潮迭起，生机勃勃。在莫斯科举行的二十大结束，赫鲁晓夫宛如国际共产主义新纪元的勇士，那是察觉冰霜消解的第一批迹象。我们这些顽强的共产党人士，本就对那次批判之大势所趋，不日将至有十足把握。二十四年过去了，阅历不可谓不丰，今天回想起来，我清楚知道历史不是一出简单、喜剧收场的轻歌剧，而是一段崎岖难行、走不快的路，常常缺少明确方向或意义。

　　言归正传。那几天我的感受自然不是这些。当我得知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批判斯大林罪行时，初时的震惊过后随之而起的是一种解脱感。这是当时我所有同志的反应。你问我说我们中间，在党内，是否有人感到挫折或屈辱，没有，就我所知，没有。我试着尽量精确描述我当时的感觉，跟其他人应该相去无几：对我来说莫斯科批判斯大林，为史实作见证，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多年来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连看在我们眼里都死气沉沉，行高压政策，严苛不知变通，酷虐，不讲人性，这些账都算在“戒严”、革命斗争的头上。而当赫鲁晓夫先在中央委员会，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揭发斯大林时，我们想的是：和平将至，现在社会主义要开花结果了，我们原先心里的一股闷气，那深藏心底的焦虑，顿时无影无踪。

　　波兰的斯大林派系被取而代之，哥穆尔卡重获自由。在匈牙利，党的革新更完全且彻底。坐在先前斯大林老一辈拥护者位子上的是曾经尝过牢狱之苦、被解除一切职务的共产党员。我们看到的一切都肯定了我们的希望，是切实革新、是历史成果的转捩点。

　　我当时以为，在那次重生与重建之后，各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都将更为坚定。至于意大利，我想曾经因为我们所参与的那个制度凶残、悲烈的天性而对共产党敬而远之的人将会走近，将与我们并肩作战，分享我们对人类、对平等所怀有的理想。

　　我当时是都灵联合委员会的一员，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工作，我在都灵、米兰、罗马来往的都是意共知识分子。那几个月的激昂开创气氛中，领导阶层及知识分子与基层党员的会面情况之热烈可以说自抗战、光复以来所未见。无止境的讨论，通宵达旦开会、辩论。意气风发的政治热情。

　　那年夏天卢卡奇来访意大利。他在匈牙利不仅是民族的荣光，且重新成为民族的旗帜。我跟切萨雷·卡瑟斯去拜望他，这次意大利之旅由卡瑟斯作陪。卢卡奇肯定了我们对重生的共产主义的寄望。差不多就在那几天，对我们意共党员来说更重要的另一个肯定是：《新论题》杂志上陶利亚蒂的访谈。我还清楚记得在《统一报》第一版读到这篇访问时的感受，以知识分子的求实，外交官的机敏，还有，总算露面的真诚，他说出了我期待已久的话。

　　那天早上我人在罗马。我跟保罗·斯皮里亚诺（Paolo Spriano）约在博格瑟山庄碰面。我们沿着公园里的小路信步走去，一直走到马纽利亚大道边的池塘附近，遇到隆哥（Luigi Longo）。他把木头小艇的绳索交给跟他一起的一个小孩，我们三个人热血澎湃地谈论发生的事。我记得隆哥跟我们叙述许多年前，当他以意共青年党书记身份访问莫斯科的所见所闻。他说那里死气沉沉，不仅是一般老百姓，就连党员也没有任何自由。简而言之，他也觉得心里的一块巨石落了地。

　　你问我：既然大家，包括知识分子、领导阶层及党员，心口都压着一块石头，为什么之前就没有人想到过要将之除掉呢？为什么要等莫斯科，等赫鲁晓夫，等中央委员会的信号呢？又为什么，在大好的情势下，就在一九五六那一年，会有那样的结局呢？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强卡尔洛·帕耶塔（Giancarlo Pajetta）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恰好回答了你这个问题。你当时问他的问题与你现在问我的大同小异。他回答你说在革命与事实之间，一个革命分子会先选择革命。我个人并不相信事情如他所说，也不认为那个答案是合理的，不过那个时候，二十四年前，我们的观点接近如此。

　　当时的意共都是精神分裂病患者。没错，就是这个字眼。我们一半已经是，或希望是事实的见证人，是为弱者及被欺压者伸张正义的复仇者，对抗一切强暴，维护正义：另一半以信仰之名，振振有辞为所犯错误、横行逆施、党暴政、斯大林辩解，精神分裂，双重人格。我清楚记得那几次到社会主义国家旅行，我浑身不自在，格格不入，如芒刺在背：当火车载我回到意大利，越过边境时我又自问：在这里，在意大利，这个意大利，除了献身共产党外，我还能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紧张情势稍缓及斯大林主义的终结，让我们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因为我们的道德形象，我们分裂的人格，终于可以重组，革命与事实终于协调一致。这在当时，是我们许多人的梦想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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