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47)_伊塔洛·卡尔维诺

四七

　　斯大林死后，内卡维勒重新出击，拿出深埋心底的那份率真，那份面对多年来国际上共产党起伏更迭始终保持清醒、批判的良知以示大众。在那几年的纷扰争论中，他是最坚持苏共二十大开放改革路线的人之一，那时候我们才看清原先他让我们颇为不满的犬儒态度其实是为了维护道德情感及个人价值观客观性的存在，同时不违党内政治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当派系间关系不利于所属路线时，保持静默耐心等待。

　　蒙塔尼亚那则相反，当我们意识到党内的改革声音渐渐成熟时，他却一直是新理念最死硬的反对者，无论政治或工会方面。我那时只有在会议上或公开场合才见得到他，他愈来愈让我觉得是一个开倒车、一意孤行的人。一九五六年的论战中，他为斯大林主义方法论及拥斯大林派的严辞辩解看起来几近愤世嫉俗，但同时我认出了他深层那被激怒的道德观，导致他与所有悲剧性、教人痛心的强硬态度相认同。那个道德观不仅为他那一代的国际共产积极分子所接受，且不计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或良知，欲付诸实现。

　　我发现内卡维勒早先的“玩世不恭”——无论道德良知或历史自觉——较蒙塔尼亚那几近“信仰”的态度更具生命力。自然，内卡维勒也为他无法接受、没办法合理化的事物备受煎熬，但他紧抓变成支持制度中非人性的那个理念，全心全意，毫无保留。

　　今天这两位已故的共产党员形象以其功过在我的回忆和评断中重新调和：在那每一个真理都得以许多谎言作为代价的时代，他们两个人都尽其所能地忠于他们正如那几年的历史一般矛盾、饱受摧残的真理。

　　我发现，我虽以光复时的年轻故事起头，却用老一辈的故事收尾。不过要想界定我们这一代——或许不止我们这一代——不能不先对上一代的经历有深刻认识。

　　4.我退出共产党好几年了，也未再加入其他党派。我现在看政治比较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比较不觉得有所牵绊，也无须分担责任。是好是坏？许多先前不懂的东西如今都懂了，不再那么依赖直觉，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知道唯有亲身经历过，孜孜不倦日复一日操作过，才能有深层的认识。苏联和美国是我关心也同时担心的焦点，因为我由这两处影像编织我的未来。在苏联事情进行得不如预期的好我倒不那么懊恼，也是因为那里发生的事较少：美国做错事我就气愤难消，因为它一犯再犯。至于欧洲，我期待的不是政治解答而是意识形态的整合，但迟迟不见动静。总而言之，整体政治情况改变不少，而我相信的“价值观顺位”深究起来并无大变动。

　　一步步走来，我曾经相信，且今天仍深信不移的至少有两件事，在此记录下来。一是向往整体文化。打破各专业间的隔阂，保持整体文化的生气，包括不同的认知及实践，而其中各个专业研究的多样论述还有生产加起来，是我们要学会掌握并依人性发展的人类历史。（文学正应该介入不同语言中负起居中沟通的工作。）

　　我的另一个向往是政治斗争及文化（还有文学）相结合形成一个新的领导阶级。（或单就只是一个阶级，如果阶级纯指有阶级意识，如马克思所说。）我的一切努力及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为了：看到新的领导阶级成形，为它得以留下标记、足迹尽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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