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46)_伊塔洛·卡尔维诺

四六

　　我搬去都灵，对我来说它是——当时也的确是——一个在劳工运动及思想风潮助阵下，优良传统及美好未来兼容的城市。都灵既是“新秩序”的资深劳工参谋总部，也是在意大利文化中坚守精神、文明路线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在这两者周围活动的都是刚经历过抗战的年轻人，兴致勃勃、精力充沛。我则是两头并进：一方面我与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往来密切，圈子里都是意识形态、性情迥异，但面对历史问题全心投入的人，无所不谈，时时注意全世界的思想及创作动态：同时我亦参与党的生活——曾为《统一报》撰稿，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编辑——所以认识不少“前辈”，那些曾经在葛兰西身边的人（我永远记得卡蜜拉·拉维拉［Camilla Ravera］，从容爽朗，严肃中不失亲切，是我们在矛盾的艰难现实中亟欲提倡、见其重生的政治文化知性与人性的典范：还有劳工领袖代表巴蒂斯塔·桑提亚［Battista Santhià］，驯于纪律及善等待的叛逆人物）。

　　我无意粉饰我政治意识养成期的最初几年，假装斯大林主义酿成的悲剧我们当时并未察觉。我正是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一事引起众说纷纭，斯大林铲除党内异己，名噪一时的莫斯科大审“自白”疑云，苏德条约签订的那段时间成为共产党员的。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我的政治生涯开始之前，但仍是我们和左派非共产党的朋友和敌人之间的热门话题。我以“不可避免”为由说服自己接受其中一部分，有些我先“搁置”，期待能给自己较合理的解释，有些我则相信只是暂时现象，非意识形态所能辩解，所以注定在不远的将来被提出再讨论（这个看法后来—起码基本上—被证实无误）。

　　我对所发生的事并非一无所知，不过，这些事件的涵义倒未必完全知晓。四五到四六年我之所以“入伍”左派青年主要是一股行动的欲望：那些步上我们后尘的—算五到十年之后吧—则是因为知的欲望：他们熟读所有的经典之作及报纸文选，但在积极投入政治生涯上不如我们钟情。

　　那个时候，种种矛盾吓不倒我们，正好相反：意共那个庞杂组织的不同面向、语言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不同的诱因：“新的党派”、“劳工阶级专政”的口号销声匿迹，继续听到的是过时的意大利人民党的激进声音，一般策略上的勇于妥协为针对国际策略所喊出的冰冷口号所压过。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找出一个各派系间清楚的辩证关系，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意志松懈、人云亦云，我们有讨论不完的特定问题，往往欲罢不能，牵涉层面愈广，只是我们有时候倾向“工运”，是严谨意识形态的鼓吹者，有时候倾向当策士，为自由主义助阵，视情况而定。

　　同样地，意共领袖中两位重要人物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互有高低：马里欧·蒙塔尼亚那（Mario Montagnana）及契勒斯特·内卡维勒（Celeste Negarville），今天都已辞世。二人皆出身劳工，有坎坷但可引以为荣的十二年逃亡、牢狱、流放经历。蒙塔尼亚那及内卡维勒在思维、处事上的差异之大代表的几乎是共产主义两个相对立的精神。我与党的关系正是在他们两个人轮流的荫庇下日渐密切起来的，我对他们的感情亦有所不同，曾经不无遗憾地，我也跟他们一一起过冲突：怀念他们之余我发现自己尚与他们如此贴近，我想在这里纪念他们两个人。

　　马里欧·蒙塔尼亚那代表的是圣保罗镇传统劳工社区的革命精神，始终信守——常与党的官方态度起冲突——以接近清教徒无可置喙的道德主义为基柱的强硬“工运”路线。是我为都灵《统一报》工作时的主编。年轻时即由工厂进入新闻界，加入葛兰西的编辑阵容，成天脑中想的都是由工人、为工人而办的报纸，可反映出劳工对诸事意见来自各单位、工厂的新闻。那个时候，工厂及大众生活中许多东西跟他初入党那几年已相去甚远，他咬紧牙根接受，但不与阶级敌人妥协，不懈地努力将每一个状况、每一种问题重新导向当时的无产阶级文明理想境界，无论大小抗争皆坚持到底，不畏牺牲，视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克己以求尊严与荣耀，需求尚在其次。

　　我们之间的关系如同父子关系般紧张，或许正因为我们对彼此怀有父与子的敬与爱，而这一点却变为不满，他的恼恨在于看到我与他所期待的不同，我的懊恼在于让他大失所望。他不是新派人物，但在对我们施以费尽心血保留下来的革命教育时，注入一股道德热情，对人生价值的真实情感，使他的严峻作风避开了墨守成规的冷漠。

　　契勒斯特·内卡维勒跟他差十多岁（光复时他四十岁），已经代表了另一个时代。这位革命无产阶级人士对那伟大的政治游戏有他的贡献，而且其从容不迫完全是最专业、最熟练的领导阶级架式。据说罗马光复那天，这位劳工出身、造过反、坐过牢、晋身为部长的英雄，以出人意料的绅士之姿出现，睿智、优雅、热爱生命，还有他与群众的关系，是他力量的来源。当我开始跟在他身边，也就是说当他回到都灵时，他的辉煌时光已告落幕，随之落幕的还有结合反法西斯力量发展国家民主的希望。

　　冷战期间，在这样一个采取强硬、对外隔绝政策的劳工都市中，他那公正不阿、开放的马基雅维利原则，高高在上地使役群众于股掌间，从不担心平等、人民群众问题，常遭我们年轻一辈的指责，说他犬儒、耍手段，没有照顾到特定问题，缺少对真理及基础司法的渴望。慢慢地我们才认识到他的政治观点其实更广，有远见且现代，我们也开始比较了解他这个人，在苦闷外表，逐年加剧的疑神疑鬼，扮演放肆俗气的反派角色，不愿意接受年华老去的艾怨之外的那份敏锐。我们并未意识到党内的派系斗争，只凭道德和精神准则来评断人，一般党员皆然：我们对个中奥妙所知有限，但我们转而试图了解现实中的人及常规之外的状况，对培养观察力和鉴赏力所做的这项努力并非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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