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69)_吴晗

六九

　　除了空印案和郭桓案两次大屠杀以外，还有洪武四年录（甄别）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四次有计划的诛杀。[32]

　　〔[32]《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周敬心传》。〕

　　四十年中，据朱元璋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有几千案，弃市（杀头）以下有一万多案。《三编》所定的案件算是最宽大的了，如“进士监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见奸贪，终不从命，三犯四犯而至杀身者三人，三犯而诽谤杀身者三人，姑容戴斩、绞、徒流罪在职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二十八人。”[33]戴死罪和徒流罪办事是朱元璋新创的办法，有御史戴死罪，带着脚镣坐堂审案的，有打了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门做官的。戴是判刑的意思。他创立这种办法的主要原因是，把这些官都杀了就没有人替他办事了，又判刑，又让他们回去办事，封建法纪确立了，各种事务工作也户不致于因为缺官而废弛。

　　〔[33]《大诰三编》二《进士监生戴罪办事》。〕

　　凌迟是最野蛮、最残酷的刑法。[34]枭示也叫枭令。种诛就是族诛，一人犯罪，就按家按族的杀。此外有刷洗，有秤竿，有抽肠，有剥皮，还有黥刺、剕、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种种名目的非刑。[35]野蛮残暴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帝王。这种种酷刑，造成了朝官中的极度恐怖气氛，人人提心吊胆。据说在上朝时，朱元璋是否下决心大批杀人，很容易看出来。要是这天他揿玉带在肚皮底下，便是大风暴的信号，准有大批官员被杀，满朝官员都吓得脸无人色，个个发抖；要是这一天他的玉带高高贴在胸前，大概杀人就不会多。[36]朝官按制度每天黎明就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几件大案发作以后，许多朝官在出门以前，就和妻子诀别、吩咐后事，要是居然活着回家，便阖家庆贺，算是又多活一天了。[37]

　　〔[34]邓之诚《骨董琐记续记》卷二十碟条引《张文宁年谱》，计六奇《明季北略记郑鄤事》。〕
　　〔[35]吕毖《明朝小史》卷一《国初重刑》。〕
　　〔[36]徐祯卿《翦胜野闻》。〕
　　〔[37]《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祖晚年去严刑》条引《草木子》。〕

　　用重刑惩治违法官僚，尽管杀死了多少万人，效果还是不大。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慨叹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38]郭桓案发后，他又说：“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人不计其数。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髠发、文身，罪之甚者欤！”[39]他没有也不可能懂得封建专制的寡头独裁政治、地主阶级专政的残酷统治、官僚政治和贪污舞弊是分不开的，封建统治是以剥削人民为基础的，不推翻封建统治、封建制度，单纯地用严刑重罚、流血手段来根绝贪污，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38]《明朝小史》卷二。〕
　　〔[39]《大诰三编·逃囚》第十六。〕

　　诛杀以外，较轻的犯罪官员，罚做苦工。洪武九年，单是官吏犯笞以下罪，请发到凤阳屯田的便有一万多人。[40]

　　〔[40]《明史》卷一百三十九《韩宣可传》。〕

　　朝官被杀有记载可查的，有中书省左司都事张昶，礼部侍郎朱同、张衡，户部尚书赵勉，吏部尚书余熂，工部尚书薛祥、秦逵，刑部尚书李质、开济，户部尚书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许存仁，左都御史杨靖，大理寺卿李仕鲁，少卿陈汶辉，御史王朴，员外郎张来硕，参议李饮冰，纪善白信蹈等。[41]外官有苏州知府魏观、济宁知府方克勤、番禺知县道同、训导叶伯巨、晋王府左相陶凯等。[42]茹太素性情刚直，爱说老实话，几次为了说话不投机被廷杖、降官，甚至镣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赐宴，元璋写诗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磕了头，续韵吟道：“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

　　〔[41]《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传》，卷一百三十七《刘三吾传》《宋讷传》《安然传》，卷一百三十八《陈修传》《杨靖传》《薛祥传》，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李仕鲁传》《周敬心传》。〕
　　〔[42]《明史》卷一百四《魏观传》，卷二百八十一《方克勤传》，卷一百四十《道同传》，卷一百三十九《叶伯巨传》，卷一百三十六《陶凯传》。〕
　　〔[43]《明太祖文集》卷十六《辩答禄异名洛上翁及谬赞》，《设大官卑职馆阁山林辩》。〕

　　元璋听了倒也很感动。不多时还是因事被杀。李仕鲁是朱熹学派的学究，劝元璋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学韩文公辟佛，发扬朱学。元璋不理会，仕鲁着急，闹起迂脾气，当面交还朝笏，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当时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阶下。陶凯是御用文人，一时诏令封册歌颂碑志多是他写的，做过礼部尚书，参加制定军礼和科举制度。只因为起了一个别号叫“耐久道人”，元璋恨他：“自去爵禄之名，怪称曰耐久道人，是其自贱也。此无福之所催，如是不期年，罪犯不公。”又说他：“忘君爵而美山野，……忘君爵而书耐久。”借题目把他杀了。[43]员外郎张来硕谏止取已许配的少女做宫人，说“于理未当”，被碎肉而死。参议李饮冰被割乳而死。[44]

　　〔[44]刘辰《国初事迹》。〕

　　朱元璋对内外官僚的残酷诛杀和刑罚，引起官僚集团的反对。洪武七年便有人抗议，说是杀得太多了，太过分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45]。

　　〔[45]《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菇太素传》。〕

　　九年叶伯巨以星变上书，论用刑太苛说：

　　臣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结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国祚长短，悉由于此。议者曰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亡灭。主上痛惩其敝，故制不宥之刑，权神变之法，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也。臣又以为不然。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刑者国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志，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狱之平，岂易得哉！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矣。然未闻有戒饬治狱者务从平恕之条，是以法司犹循故例，虽闻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唯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浅浅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遁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教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之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殆也。有人于此，廉如夷、齐，知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录长弃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长苛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长而舍其短，则中庸之才争自奋于廉知，倘苛其短而弃其长，则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知若是，朝廷不少贷之，吾属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谋夕，弃其廉耻，或自掊克，以备屯田工役之资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烦者乎？汉尝徙大族于山陵矣，未闻实之以罪人也，今凤阳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

　　元璋看了气极，连声音都发抖了，连声说这小子敢如此放肆！快逮来，我要亲手射死他！隔了些日子，中书省官趁他高兴的时候，奏请把叶伯巨下刑部狱，不久死在狱中。[46]

　　〔[46]《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叶伯巨传》。〕

　　元璋晚年所最喜欢的青年才子解缙，奉命说老实话，上万言书，也说：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翦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始终如一者也。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锱铢；置“朋奸倚法”之条，所谓用之如泥沙。监生进士经明行修，而多屈于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趋，而或布于朝省。椎埋嚣悍之夫，阘茸下愚之辈，朝捐刀镊，暮拥冠裳；左弃筐，右绾组符。是故贤者羞为之等列，庸人悉习其风流，以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辞。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夫罪人不孥，罚勿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配给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

　　话说得很露骨，分量很重，但是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臣下之乏忠良”，不是皇帝的本意，元璋读了很舒服，连说：“才子！才子！”[47]

　　〔[47]《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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