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47)_吴晗

四七

　　▼第五章　政权的支柱

　　▼一、地主、官僚和人民的义务

　　“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1]

　　〔[1]《毛泽东选集》页六一八《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红军起义的目的是推翻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就这一点而说，任务是完成了，蒙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确是被推翻了。但是，更进一步，解除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却失败了。广大各族人民共同斗争的胜利果实被朱元璋所吞没了。在朱元璋二十年血战的过程中，他最初掌握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地主武装部队，后来一部分旧地主参加了他的政权，还陆续招降了一批地主武装部队，出身农民的红军将领也由于取得政权而转化成新的地主阶级了。其中朱元璋和他的家族便是新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这种变化是由阶级本质决定的。农民是小土地所有者，勤劳朴素，一生在饥饿线上挣扎。在遭遇到残酷压迫、剥削时，他们会奋不顾身，起而反抗。但是还有小私有者的一面，他们渴望能有更多的土地，过更好的日子，在取得胜利以后，他们中间的一些立了功的将领，就蜕变了，成为过去他们所坚决反对的地主阶级分子了，事物的发展使他们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元末红军起义对旧地主阶级发生了淘汰的作用，特别是中原地区。一部分大地主被战争所消灭了，遗留下数量很大的空闲的土地，元代后期土地过分集中的现象消失了，这些土地由无地少地农民耕种。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原地区的土地呈现出分散经营的过程，阶级矛盾缓和了。但在另一方面，东南地区一部分旧地主却由于战争而巩固和上升了他们的地位，同时，从战争中又涌现出一批新的地主阶级。他们占有的土地主要在东南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旧新地主占有的土地越多，无地少地的农民也就越多，就这样，这些地区的阶级关系又紧张起来了。结果是从朱元璋建立新皇朝的时候起，江南地区新的农民战争，农民反抗地主的战争就汹涌澎湃地展开了，地区之大，次数之多，斗争的激烈程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

　　元末的农民革命战争，破坏了旧秩序和推翻了压迫人民的蒙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机构。他们痛恨、仇视地主，尽管在认识上还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对待，但在行动上，却对地主毫不宽容，逮住就杀，没收地主的粮食、浮财，例如地主阶级的文人宋濂记当时情况说：

　　当元之季，“大盗”起沔阳，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捣走之。“盗”所过井落，民皆相梃为变，杀掠巨室，惨酷不忍闻。[2]

　　〔[2]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二十八《故庐陵张府君光远甫墓碣铭》。〕

　　贝琼也说：

　　海内兵变，江南北巨姓右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3]

　　〔[3]《贝清江集》卷八《送王子渊序》。〕

　　地主阶级则正好相反，他们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就不能不维护旧秩序，就不能不拥护旧政权。阶级利益决定了农民和地主分别站在敌对的阵营。在战争爆发之后，地主们用全力组织武装力量，称为“民兵”“义兵”或“乡兵”，青军，黄军，建立堡砦，抵抗农民军的进攻。现任和退休的官吏、乡绅、儒生和军人是地主军的将领。他们受过教育，有文化，有组织能力，在地方上有威望，有势力。虽然各地方的地主军人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和全面作战计划，军事力量也有大小强弱的不同，但因为数量多，分布广，作战顽强，就成为反抗红军的主要敌人了。见于明初人记载的如答失八都鲁：

　　至正十二年五月，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义丁”二万，编排部伍，败“贼”于蛮河。[4]

　　〔[4]《元史》卷一百四十二《答失八都鲁传》。〕

　　刘焘孙：

　　至正壬辰，天下兵起，红巾乱湖南，常宁陷，州长贰皆弃城遁。（儒学正刘）焘孙独不去，因集民为兵，有众万计，克复其州治，就以“民兵”守之。[5]

　　〔[5]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二十一《刘焘孙传》。〕

　　胡深：

　　至正壬辰，江淮俶扰，“盗贼”蔓延闽浙，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龙泉，……公乃集“乡民”共为守御计，而结寨于湖山。[6]

　　〔[6]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二十二《故缙云郡伯胡公行述》。〕

　　胡嘉祐：

　　元季处州属县“寇”蜂起。……嘉祐走白县令……散家财，募武健之士，得千余人而什伍之，大署其旗为“义兵”，“寇”至辄迎击。[7]

　　〔[7]《苏平仲文集》卷三《胡嘉祐传》。〕

　　陈天锡：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盗”起江汉间，郡县相继陷，聚落民争揭竿为旗以应寇。天锡白监郡……“自度乡里健儿，一呼之间可得千人。甲胄糗粮，当一一自给，不以烦县官。……”天锡还，朝夕聚兵训练如前谋。[8]

　　〔[8]宋濂《翰苑别集》卷九《赠进义副尉金溪县尉陈府君墓铭》。〕

　　萧思和：

　　当元季“寇”乱，所在靡宁。……（吉安）萧思和父子挺然发帑倡义，保障其一乡，终乱不见兵，至今号其里曰桃源。[9]

　　〔[9]杨士奇《杨文贞集旌义堂记》。〕

　　徽州罗氏：

　　至正辛卯，蕲“盗”起。……罗氏诸子募健儿数百人，整其队伍，部领诣辕门请自效。[10]

　　〔[10]宋濂《艺园集》卷四徽州《罗府君墓志铭》。〕

　　永康吕氏：

　　元至正之季，民反处州为“盗”，转掠而东，陷永康、婺，诸县绎骚弗宁。永康太平里大族吕君文燧散家资数千万，与弟文烨合谋，募里强壮子弟得二千人，将之与“盗”屡战，“盗”败走，复其邑，斩获甚众。[11]

　　〔[11]宋濂《芝园续集》卷二《故嘉兴知府吕府君墓碑》。〕

　　东莞李氏：

　　东莞李氏尤豪于诸族。朝政不行，“盗贼”蜂起，富民各专武断，聚兵自卫。既而各据乡土，争为长雄，或更相攻掠，井邑萧然。府君亦结民为保，内援官军，外御群“盗”，里人赖之以安。[12]

　　〔[12]《王静学集》卷二《凌府君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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