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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不久,李文忠也举荐儒士许元、王天锡、王祎,同处礼贤馆。他们指望依靠朱元璋的强大军力,建立统一的国家,享受和平安定的生活;指望通过新政权,继续维持一千多年来的封建秩序和文化、习惯,保持和发展地主阶级的利益。过去他们为了这些要求,坚决和元朝政府合作反抗红军,现在也正因为朱元璋看来可以实现这些要求,反过来和元璋合作,进行推翻元朝的民族斗争了。在朱元璋这方面,由于得到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合作和支持,元朝的抵抗力量就日益减少了;由于刘基等地主头目的归附,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证了。后来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诰就明说:“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

  当是时,括苍(处州)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66]就这样,随着军事胜利和占领地区的日益扩大,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的就越来越多,朱元璋的军事力量也就越加壮大,取得了更多更大的胜利。同时,元璋部下诸将,虽然大部分是明教徒,对旧地主阶级有着强烈的仇恨,但是,随着军事胜利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庄田、奴隶和其他财富,诸将本身也已经从农民阶级转化为新兴的地主阶级了,阶级成分改变了。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合作和新地主阶级的成长,从根本上逐步改变了朱元璋政权的性质,这个政权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农民阶级政权,而是日渐向地主阶级的政权转化了。

  〔[66]《诚意伯文集》。〕

  这个政权,从李善长、陶安、李习参加的时候,就开始变质,到了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地主大量参加以后,变质的过程就更加迅速了。政权的本质逐渐改变了,斗争的目标自然也非跟着转变不可。就这样,阶级斗争的内容被取消了,新政权要从地主阶级本身的利益来考虑一切问题,农民阶级的利益要服从地主阶级的利益。另一面,民族斗争的口号被放在突出的主要的地位,通过反元来争取和团结具有民族意识的地主、农民和知识分子,从而加速全面胜利的取得。

  元璋决心争取地主阶级的合作,封建统治阶级的孔孟儒术理论的支持,来加强和建立自己的基业。他在小明王的军事力量还相当强大,在北线还可以起掩护自己和牵制元军作用的时候,对宋是君臣关系,发命令办事都用“皇帝圣旨”;但是到了小明王的军事主力被元军消灭以后,他的态度就突然改变了,他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在文字上、口头上公开斥责红军为“妖寇”“妖贼”了。他谈孔说孟,自命为恢复封建旧秩序,保存封建旧文化的卫道者了。从此以后,他更进一步接受这些旧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思想作风和“大宋”日益对立,和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儒家日益接近。[67]

  〔[67]吴晗《读史札记》《明教与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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