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10)_吴晗

一〇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在广州起事。后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合州大足县县民韩法师起兵，自称南朝赵王，都用恢复赵宋作号召。此外如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广州的罗平国，漳、邕、宾、梧、韶、衡诸州（福建、广西、广东、湖南）的农民暴动，二十三年婺州（今浙江金华）永康县民陈巽四的起义，二十五年广东、浙江，二十七年江西，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赣州的暴动，以至后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广州的大金国起义，都是南人各族人民英勇斗争的记录。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汉人也起义了，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拨鲁欢都自称大金子孙，反抗元朝。

　　同时，各地区各族贫苦人民也先后起义，起了削弱元朝军力。瓦解元朝统治阶级政权的巨大作用。从至顺四年到至正十四年（公元1333—1354年）的二十年中，湖南、广西的瑶族人民不断起义，先后攻陷道州（今湖南道县）、贺州（今广西贺县）、连州（今广东连县）、桂州（今广西桂林）、靖州（今湖南靖县）、浔州（今广西桂平）、武冈（今湖南武冈）、沅州（今湖南芷江）、黔阳（今湖南黔阳）、宝庆（今湖南邵阳）、全州（今广西全县）、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今湖南衡阳）等地。靖州瑶族领袖吴天保从至正六年到九年，四年中四陷武冈，五攻沅州，大量杀伤了元朝的军力。

　　从至元元年到至正十四年（公元1335—1354年），西北的“西番族”到处起兵，阻断岭北释道，至正七年起兵的就有两百多处，攻陷哈剌火州（新疆土鲁番城东，今作哈剌和卓）。东北辽阳“吾者野人”和“水达达”也于至正六年起兵反抗。前面跌倒了，后面的跟上去，倒下一个两个，起来了百个千个。这许多次的反抗运动起因虽不完全相同，目标却只有一个，解除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汉、南人虽然同样被压迫奴役，但是，元朝的主要的强大的军事力量，用在控制以大都为中心的腹里地区，江南地区的军事控制力量相对是比较薄弱的，以此，南人的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就有可能一次接着一次爆发。到了元朝军事力量被无数次起义所日益削弱，汉人也有可能揭竿起义了。加上腹里地区“盗贼”四起，元朝军力分散，失去全面控制、镇压的能力，全面起义的条件便成熟了，至正十一年的红军大起义，正是这一系列反抗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红军大起义的导火线是蒙汉统治阶级对汉南人的加强压迫和歧视。

　　元顺帝（妥懽帖木儿）以亲王的身份从广西进京做皇帝，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率领部下蒙古汉军护送，太师燕帖木儿杀了元顺帝的父亲明宗，顺帝做了皇帝，他心怀疑惧，溺于酒色而死。伯颜升为承相。伯颜仗着功劳大，独擅朝权，贪污舞弊，弟侄都做了大官。他又仇恨汉人，反对蒙古人读汉人书，告诉元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人书。汉儿人读书好生欺负人，往时，我行有把马者，久不见，问之，曰：‘往应科举未回。’我不料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就这样，把至元元年礼部科举停止了。更恨南人，为的是南人经常“作反”。养着一个“西番”师婆叫界界，常问她来年好歹，自己身后事如何？界界说当死于南人之手，因之益发忌恨。下令汉、南人不得持军器，凡有马的都拘收入官。

　　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河南棒胡起义于汝宁信阳州，朱光卿、石昆山在广南惠州起义，李智甫、罗天麟在漳州起义，至元四年彭莹玉、周子旺在袁州起义，十一月河南赵孟端起义，伯颜益发气愤，说造反的全是汉人，汉人有在朝廷做官的，要提出诛捕造反汉人的办法，表明心迹。接着又荒唐地主张杀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南人，因为这五姓人数最多，汉、南人杀了大半，自然造不了反了。五年四月又重申汉、南人执持军器的禁令，还颁布一条法令，蒙古、色目人殴打汉、南人，汉、南人只许挨打，不许还手。伯颜又和元顺帝发生矛盾，和皇太后计较，要把顺帝废掉。这话被伯颜的侄儿御史大夫脱脱知道了，脱脱暗地里告诉顺帝，做了准备，趁伯颜出城打猎，收回兵权，关上城门，贬伯颜外地安置。伯颜进退不得，只好自杀。

　　伯颜的兄弟马札儿台继为丞相，又下令禁民间藏兵器。脱脱嫌他父亲挡住自己当权，劝他辞位，自己做了丞相。红军起义消息报到大都，中书省官员把报告加标题“谋反事”，脱脱看了，改题作“河南汉人谋反事”，把河南全部汉人都算作起义军了。[133]伯颜、脱脱一家人接着做首相，这一系列仇视、敌视汉、南人的政策，反映了蒙古统治阶级上层的脆弱和无知。这些疯狂的绝望的镇压措施，逼使汉、南人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逼使汉、南人非用武力反抗，非用自己的力量来解除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不可。除此以外，是没有别的出路的。在这样紧张、对立的情况下，有人登高一呼，自然全国响应了。

　　〔[133]《庚申外史》卷上。〕

　　至正三年五月，黄河在白茅口决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多天，黄河水暴溢，平地水深二丈，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曹、濮、济、兖诸州都遭了水灾。不但农田民居被淹，连盐场也极为危险，皇朝税收遭受很大损失。[134]有人建议堵口，脱脱派人勘察，回来报告说河工太大，开工有困难，而且河南一带遍处都有农民起义队伍，要开工，便要集合几十万河工，万一和起义军结合起来，无法收拾。脱脱不听，决意动工，派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

　　〔[134]《元史》卷四十一《顺帝本纪》，卷六十六《河渠志》。〕

　　至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夫十五万，庐州等地戍军二万兴工，从黄陵冈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开河二百八十里，把黄河勒回旧道。韩山童得了消息，叫人四处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暗地凿了一个石人，脸上只有一只眼睛，偷偷埋在黄陵冈当挖处。元朝政府发的河工经费，被修河官照例贪污，河工不能按时按数拿到钱，吃不饱，正在怨恨。[135]韩山童又打发几百个教徒去做挑河夫，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已经降生了，明王已经出世了。传来传去，不上几天工夫，河南、江淮一带的农民全知道了。韩山童和亲信刘福通、杜遵道商量，农民是起来了，还得念书的、做官的一起来干，力量就更大。至少也要做到让念书的、做官的同情反元，不站在敌人方面去。

　　〔[135]《草木子》《克谨篇》，《庚申外史》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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