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9)_吴晗

九

　　巨额军费之外，还有对诸王贵族的巨额岁赐（定期赏赐），特赐（额外赏赐），朝会赏赐，库利尔台大会后的赏赐。岁赐如斡真那颜位银一百锭（五十两为锭），绢五千九十八匹，缎三百匹，诸物折中统钞一百二十锭，羊皮五百张，金一十六锭四十五两；特赐如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赐公主古巴银五万两；朝会赏赐如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定太祖位下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下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等，成吉思大汗的子孙遍布欧亚两洲，元朝历年这笔开支该有多大？库利尔台大会尽管是个形式，但为了报答诸王贵族的支持，赏赐数目更是惊人，如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仁宗即位后的赏赐总数为金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两，银一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钞二十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这一年的额外赏赐是钞三百余万锭。往往开一次大会，把上都大都的库藏全部给光了还不够数。[121]这种种不同名目的赏赐，实质上都是为争取诸王贵族支持所付出的贿赂，来源就是汉、南人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

　　〔[121]《新元史》卷七十八《食货志》《赐赉》下，《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

　　此外，还有供养僧侣的大量费用。因为要利用宗教麻醉人民，元朝对各种宗教都予以保护，历代皇帝都崇奉佛教，在即位前都先受佛戒，尊“番僧”为帝师、国师，穷极供奉。内廷做佛事，最多的一年达到五百多次。各寺做佛事，有的每天用羊一万头。[122]据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的统计，元朝政府经费用在寺院的占很大的比重。[123]至大四年的财政收支情况，岁出钞约二千万锭，岁入常赋却只有钞四百万锭，其中上缴到大都的只有二百八十万锭。赤字为岁收的七倍多。这一年十一月国库的现金只有钞十一万锭。[124]弥补赤字的办法是预卖盐引，加税加赋，甚至动用钞本（发行钞的准备金、银）。

　　〔[122]陶宗仪《辍耕录》二《受佛戒》：“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受大宝，而近世陪位者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煖答世’，此国俗然也。”《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至顺元年二月丁酉，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武纳答剌并受佛戒，己亥，命明宗皇子受佛戒，至顺三年十月甲子，皇弟燕帖古思受戒于西僧加儿麻哇剌。”《陔余丛考》卷十九《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123]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二《时政书》。〕
　　〔[124]《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新元史》卷六十八《食货志序》。〕

　　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的财政岁出入，亏空钞二百四十万锭。[125]元朝初年的钞法原来有相当完整的制度，发行有定额，可以随时兑取现金，和物价有一定的比例，通行全汗国，信誉极好。到了财政无办法时，把钞本都支用完了，变成不兑现纸币，加上无限制地发行，发行得越多，币值越跌，相对的物价就愈高，到了14世纪中期，整车整船运钞到前线，一贯钞还不值一文钱，纸币既失去效用，民间只好进行物物交换，皇朝财政和国民经济都接近崩溃的边缘了。[126]

　　〔[125]《元史》卷一百八十四《陈思谦传》。〕
　　〔[126]吴晗《读史札记》《元代之钞法》。〕

　　政治方面的情况也和经济相适应。从元武宗以来，用人不问才力，只要得到皇帝欢心，就可做大官：一无所长的人有做到中书左丞、平章、参政的；国公、司徒、丞相也非常之多。诸王贵族随便杀人，随便荐人做官。地主豪民犯法该杀的，只要买通帝师、国师，就可以得到皇帝特赦。后来索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了。[127]地方官吏贪污的情况，元朝末年浙江人叶子奇做了典型的刻画。他说，蒙古、色目的官吏，根本不知道有廉耻这回事，问人讨钱，各有名目，例如，下属来拜见有“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撒花钱”，逢节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事要“常例钱”，送迎有“人情钱”，发传票拘票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弄得钱多说是“得手”，除得美州县（肥缺）说是“好地分”，补得职近说是“好窠窟”。甚至监察官都可以用钱买，出钱多的得缺。

　　〔[127]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二《时政书》。〕

　　肃政廉访司官巡察州县，各带库子（管钱的吏役），检钞秤银，争多论少，和做买卖一般。[128]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民间有诗嘲官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129]地方官对百姓剥削得太穷凶极恶了，元朝政府怕百姓反抗，造成民变，有时也派大员到各地方宣抚，企图缓和一下官民之间的矛盾。宣抚刚出京时，地方官吏大为震动，谁知到了地方以后，还是一样要钱，大收贿赂，和地方官“官官相护”起来了。百姓也给他们编了几句顺口溜：“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说：“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奉使宣抚，问民疾苦。来若雷霆，去若败鼓。”[130]温州、台州一带的老百姓，在村子边树起旗子，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131]老百姓再不造反，就活不下去了。

　　〔[128]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杂姐篇》。〕
　　〔[129]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谈薮篇》。〕
　　〔[130]《辍耕录》卷十九《阑架上书》，《明太祖实录》卷六十。〕
　　〔[131]黄溥《闲中今古录》。〕

　　军队从灭宋以后，驻防在内地繁华都市，日子久了，生活腐化，忘记了怎样打仗，也不愿意打仗了。军官们大都是世袭的贵族子弟，懂吃，懂喝，懂玩，会发脾气，会克扣军粮，会奴役虐待兵士，更会抢劫百姓，就是不会打仗。蒙古初起时的军事主力，勇敢剽悍健儿的子孙，已经完全变质了，失去战斗力量了。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山东“强盗”纵横至三百余处，七年蔓延到济宁、滕、邳、徐州等处。近畿的临清、广平、滦河也到处“盗”起。河南从至正七年“盗贼”出入不常，八年福建、海宁州、沐阳等处“盗”起。甚至每年运粮几百万石到大都的运河也被骑“盗”阻劫，至正六年三月骑“盗”四十人，劫船三百艘，元军不敢捕。至正七年十一月，海“盗”摽劫沿江江阴、通、泰、镇江、真州一带。海“盗”才三十六人，元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通州在大都东面，至正七年“盗贼”蜂起。京畿从至元三年到至正六年都有“盗贼”四起。甚至连军事中心的大都，至正二年也闹到“强贼”四起了。[132]蒙古、色目统治阶级压迫汉南人的工具腐朽了，再也经不起红军雷霆万钧的打击了。

　　〔[132]《元史》《顺帝本纪》，《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阶级的压迫，民族的压迫，重重叠叠压在汉、南各族的老百姓身上，压迫愈重，汉、南人的反抗力量也就越大。汉、南各族劳苦人民都反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武装斗争，前仆后继，从南宋灭亡，一直到红军大起义，这七十年中汉人，特别是南人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可歌可泣的崖山之役，张世杰、陆秀夫壮烈牺牲以后，起兵抗元，几次失败，百折不回的文天祥终于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被杀于大都，成仁取义，发挥了民族正气，感动、号召了各族人民和后代子孙。文天祥死后的第二年，建宁路总管黄华起义，用宋祥兴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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