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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聃论下


  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辩之而有穷,攻之而有间,则是不足以为道。昔者六国之际,处士横议,以荧惑天下。杨氏“为我”,而墨氏“兼爱”。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亲而不相顾者,举皆归于杨子;而道路之人皆可以为父兄子弟者,举皆归于墨子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绝其相属之亲而合其无故之欢,此其势然矣。故老聃、庄周知夫天下之不从也,而起而承之。以为“兼爱”、“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为“为我”,不为“兼爱”,而处乎“兼爱”、“为我”之际。此其意以为,不“兼爱”则天下讥其无亲,不“为我”则天下议其为人。故两无所适处,而泛泛焉浮游其间,而我皆无所与,以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夫天下之人,惟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其说可得而考其终。今夫老、庄无所是非,而其终归于无有,此其思之亦已详矣。杨氏之“为我”,墨氏之“兼爱”,此其为道莫不有所执也。故“为我”者,为“兼爱”之所诋;而“兼爱”者,为“为我”之所毁。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间而固守之,则可以杜天下之异端而绝其口。盖古之圣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之大服,而其道遂传于后世。今老聃、庄周不得由其大道,而见其隙,窃入于其间,而执其机,是以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说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爱”,继之以“为我”,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夫惟圣人能处于其间而制其当,然“兼爱”、“为我”亦莫弃也,而能用之以无失乎道,处天下之纷纭而不失其当,故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连降志而辱身。言中伦,行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夫无可无不可,此老聃、庄周之所以为辩也,而仲尼亦云。则夫老聃、庄周,其思之不可以为不深矣。盖尝闻之,圣人之道,处于可、不可之际,而遂从而实之,是以其说万变而不可穷。老聃、庄周从而虚之,是以其说汗漫而不可诘。今将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虚实之可用与否而已矣。盖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物相遭,则固亦有事矣。是故圣人从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实之事,则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为?而区区焉求其有以纳之于无,则其用力不已甚劳矣哉!夫老聃、庄周则亦常自知其穷矣,夫其穷者何也?不若从其有而有之之为易也。故曰:“常无欲以观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观其徼。”既曰:“无之以为用。”而又曰:“有之以为利。”而至于佛者,则亦曰:“断灭。”而又曰:“无断无灭。”夫既曰无矣,而又恐无之反以为穷。既曰:“断灭”矣,而又恐断灭之适以为累。则夫其情可以见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夫老聃、庄周其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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