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卫星(69)_刘子超

六九

　　§2

　　游牧人酒店是一家老派酒店，在待客之道上做足了文章。不仅前台略懂几句英文，西装革履的门童还会帮你把行李提到房间。这里不接受网站预订，只能写邮件或者打电话。虽然没几个客人，可是提前两小时入住还是要收取半天房费。

　　只可惜酒店的设施处处陈旧。电梯间死气沉沉，走廊又长又暗，还铺着歪歪扭扭的地毯。房间形同囚室，只能打开一扇小窗，电源插头更是遍寻不着。你要是想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就得拔掉浴室的吹风机，坐在马桶上。可是浴室的设计偏偏又那么巧妙，能够有效地屏蔽手机信号。于是，你只好呆坐在天鹅绒面的椅子上（上面有若干不明污渍），呆望着窗外的一片苏联小区，听着铁轨上传来的火车声。

　　二楼餐厅供应早餐，可是早餐的品种有着游牧生活的单调。水果只有遭到虫蛀的苹果，蔬菜只有番茄和黄瓜。我在这里吃了三天早餐，番茄和黄瓜也一日比一日蔫痿，好似目睹一位不思进取的名媛，日日走着下坡路。唯一的安慰是那个俄式大茶炉，煮出的红茶又浓又苦，还带着一股红枣味儿。

　　旅行社的姑娘叫阿纳斯塔西娅，她答应来游牧人酒店接我，给我带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她说，好消息是通行证终于到手；坏消息是我马上会发现，我们“无法沟通”。其实她的意思是，她不会讲英语。

　　可是我们之前一直沟通顺畅。无论是邮件还是短信，她都回复及时，英文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

　　她说，那是因为她用了翻译软件。不过没关系，旅行社经理拉马扎诺夫先生会说英语，还会说中文，“他多次去过中国”。

　　阿纳斯塔西娅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年轻姑娘，有一头栗色长发。看到我后，她面露微笑，却誓不开口。很难想象，我们刚才还热火朝天地聊短信来着。我们沿着胜利公园走去旅行社办公室的路上，她一言不发，目视前方，一副坚信我们无法沟通的表情。不过，她人很善良，始终走在我的外侧，帮我挡住呼啸而过的汽车和掀起的尘土，就像一只松鸡，小心翼翼地领着小鸡渡过湍急的溪流。

　　到了旅行社，我立刻就被引见到拉马扎诺夫先生的办公室。拉马扎诺夫先生正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后面假装工作。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他在海南三亚培训时的照片，还有两张参加乌鲁木齐“一带一路”活动的结业证书。可是拉马扎诺夫先生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中文，他的语言天赋只是办公室的美丽传说。他用笔记本上的翻译软件和我沟通。

　　他写道：“司机和翻译都已安排妥当，明早八点从酒店准时出发。”

　　他穿着花纹时尚的外套，浓眉大眼，颇为英俊。他接着写道：“你一个人来这里，我们都很担心。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随时与我联络。”

　　他递上一张名片，我塞进裤兜。然后，他拿起电话，吩咐了一句，我就被领去交费了。

　　§3

　　从旅行社出来，我松了口气，还有大半天时间可以在塞米伊闲逛。我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如今，故居藏身在一片苏联住宅区里，仿佛时光错乱，把它遗忘在那里。那是一栋西伯利亚式木屋，旁边还有一座小型博物馆。

　　博物馆是苏联时代的建筑，采光不畅。阴影中坐着一位苏联时代的大妈，她摊开本子，让你登记，仿佛要签下死亡契约。博物馆有英文讲解员，可是那位姑娘说她现在很忙，要等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后博物馆就该关门了，于是我决定自己参观。

　　负责登记的大妈摇身变成管理员。她拿着好大一串钥匙，打开门上的锁。头顶的白炽灯像暖气片走水一样，一阵咕噜乱响，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陈年的照片、笔记和书籍。

　　我沿着指引观看。每看完一部分，大妈就把那部分的照明关掉。虽说博物馆有政府补贴，也收门票，但看来还是资金紧张，不得不省钱度日。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在鄂木斯克的苦役，来到塞米伊充军。他说自己穿上了士兵的外套，但和过去一样是个囚犯。当时的塞米伊是一个“半城半乡”的地方，伸展在一个古代蒙古小镇的废墟中间，位于额尔齐斯河的西岸。多数房子是一层木结构，有一座东正教堂和七座清真寺。当时，俄国尚未征服整个中亚，塞米伊还是哈萨克草原边的边境地带，经常受到游牧民族的入侵。和现在一样，小镇缺少树木，到处灰蒙蒙的，布满浮尘扬沙。

　　最初几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军营里，后来才获准在镇上独自生活。他租了一个单间木屋，房主是一个年老的孀妇，家务由这家的大女儿打理。她二十一岁，却已成寡妇。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三岁，已经度过了四年的劳役生活。他真能抵挡得住身边女性的魅力吗？今天，我们知道，他对寄宿的家庭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曾试图说服那位母亲，不要让她那个非常迷人的十七岁小女儿，偶尔在兵营卖身来补贴家用。

　　在塞米伊，受过教育的人极为稀少。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找去当家庭教师，从而结识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的兴趣是纸牌和美色，基本都是从手下士兵的妻子和女儿中间挑来挑去。他喜欢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家里为他读报，正是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有夫之妇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他的初恋和日后的第一任妻子。

　　玛丽娅的丈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她本人则患有结核病，还有一个七岁大的儿子。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挡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燃烧的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焦虑和嫉妒，两人撕心裂肺，又互相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时发作的癫痫病，更是令一切雪上加霜。即便只是作为传记读者，我也感到疲惫不堪。

　　后来，他们终于结婚，在塞米伊租了一套房子。博物馆的大妈领我参观了这套房子。房间里有书桌、茶炉、摇椅，桌上摆着稿纸和水笔。陈设简单，但是实用。以当年的标准视之，或许还称得上舒适。然而，苦苦追求的婚姻却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他们仍对彼此心怀怨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背负着养家的重担，省吃俭用，可还是入不敷出。

　　婚后一年，他已在信中表达出失望和厌世。他的写作也不顺畅，期望获得的声名仍然遥遥无期。他写了一些《死屋手记》的草稿，构思了两部短篇小说，但都没有完成。他唯一完成的作品是一首颂诗，献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遗孀。正是这位沙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配边疆的。

　　在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放逐之人，试图去安慰一个高贵女人的丧夫之痛。他想要回答一个问题，也是他日后所有小说想要回答的问题：世间的苦难是不是有它们的意义？

　　在塞米伊，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将自己的不幸视为天命。苦难让他流下“赎罪的泪水”，也让他可以“再度成为一个俄罗斯人，甚至成为一个人”。他在塞米伊生活了六年，完成了人生最艰难的淬炼。

　　一座城市会被一个伟大的人物照亮，但那只是刹那的光亮。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获准离开塞米伊，这座城市再度一蹶不振。它没有得到眷顾，自生自灭。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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