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卫星(68)_刘子超

六八

　　▼草原核爆

　　§1

　　早上，巴布尔开车将我送到突厥斯坦火车站。他昨晚喝得不少，可此刻却显得神清气爽。我则睡得很不好，天亮时才勉强睡着，可很快又被黎明的寒气冻醒。

　　房间里冷得如同冰窖。我穿上衣服，躺在沙发榻上捱时间。后来干脆塞上耳机，听鲍罗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上》——叶甫根尼·斯维特兰诺夫指挥苏联国立交响乐团。我闭目倾听单簧管和圆号奏出俄罗斯民歌的旋律，然后等待英国管吹出忧郁的东方小调。两种旋律彼此交错，直到隔壁传来巴布尔起床后的咳嗽声。

　　回到阿拉木图，我琢磨着接下来的行程。我决定深入哈萨克大草原，前往北部小城塞米伊。塞米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流放地，也暗藏着苏联时代的秘密核试验场。1949年，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在草原深处爆破成功。在随后的四十一年里，那里又进行了四百五十五场核试验，让哈萨克斯坦成为遭受核爆最多的国家。

　　我不知道自己能看到什么。去核试验场需要申请特别通行证，而且手续繁琐。我只好委托塞米伊的一家旅行社代办。在中亚旅行时，钱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有时候也要看运气。我都已经坐上北上的火车了，旅行社的姑娘才发来邮件，告诉我通行证还没着落：“我们希望明天能拿到。”

　　因此，前往塞米伊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我的忐忑自有原因。哈萨克斯坦幅员辽阔，是世界上面积第九大的国家。从阿拉木图到塞米伊，将是一趟穿越南北、长达一千多公里的火车之旅。我毅然跑到这里，把所有钱投入旅行中。如果旅途不顺利，事情可就惨了。

　　我买了一张二等车票。包厢里，将与我共度良宵的是一位单亲妈妈，带着一个还没上学的女儿。她们是哈萨克人，住在离俄国不远的小城巴甫洛达尔，是来阿拉木图旅游的。因此，她问我去塞米伊做什么时，我也就实言相告了：“旅行。”

　　“就你一个人？”

　　“是的。”

　　“塞米伊有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苏联的秘密核试验场。”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有被打动，反而更加疑惑。后来我终于明白，要是哈萨克人问你来哈萨克干什么，你可最好别说“一个人旅行”——那会让你显得不太可靠。

　　发现包厢里有个不太可靠的人后，单亲妈妈变得谨慎了一些，只是出于礼貌，掩饰得很好。那个小女孩年纪尚小，则以一种防卫的眼神看着我。我想在她俩的下铺坐一会儿的计划，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于是，我干脆去了餐车。令我有点意外的是，餐车里窗明几净，视野颇佳，而且不像可怕的俄国餐车——这里没有酒鬼。

　　此时，我已置身于哈萨克大草原。“草原”这个词，容易让人想到水草丰美之地。可是实际上，哈萨克大草原是干草原。更确切地说，是荒原。不仅十分贫瘠，甚至残破不堪。窗外，偶尔出现一片龟裂的丘陵，偶尔出现一排起伏的山岩，某些地方有小河流淌，闪着鳞片般的金光。在这片大草原上，你会感到火车其实是入侵者——入侵了桀骜不驯的风景。

　　黄昏时分，火车在一个小站停靠。站牌上写着“乌什托别”。

　　我猛然想起，以前看过一部叫作《中亚高丽人：不可靠的人》的纪录片：1937年，斯大林将二十万远东朝俄边境的朝鲜人流放到中亚，其中有三四千人就留在乌什托别——这里成了一座朝鲜小镇。

　　火车停靠二十分钟，我赶紧下了车。站台上有推着小车卖啤酒、熏鱼的小贩，长着一张张朝鲜女人的脸。和哈萨克人不一样，这些女人全都化着妆，穿着也更精致。即便放到韩国乡下，感觉也不会有什么违和感。

　　三三两两的乘客，穿着背心短裤，下车抽烟，也有人跟朝鲜女人买些下酒小菜。他们说俄语——这些流放朝鲜人的后裔早已不会说朝鲜语。

　　后来，回到北京，我又翻出那部纪录片重看一遍。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令我印象深刻：

　　“你们的祖国是哪里？”

　　“你用什么语言思考，你的祖国就是哪里。”

　　“我们说俄语，可我们生活在哈萨克斯坦。”

　　“我们不属于俄国，不属于哈萨克斯坦，更不属于朝鲜或韩国。”

　　“我们是什么人？”

　　……

　　列车员吆喝着让乘客上车。火车渐渐加速，掠过站台，掠过平房和铁皮屋顶，掠过杂乱伸展的天线，很快就把乌什托别甩在身后。暮色降临，草原愈显荒凉。我要了一碗红菜汤、一篮子面包、一杯啤酒，然后又要了一杯伏特加。我慢慢地吃喝，看着餐车里的人。

　　从乌什托别上来一个朝鲜潮男，戴着一顶时髦的毛线帽，正吃着蛋糕。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小伙子会说英语，却告诉我他是一名矿工，去阿拉木图看女友。他后来喝多了，喋喋不休地自说自话，最后趴在桌上睡着了。要是在俄国火车上，乘警会把他拎去醒酒，就算他只是一个无害的失恋青年。

　　我回到包厢，母女二人已经睡去。火车在深夜时分继续穿越草原。等我早上醒来时，车窗外依旧是草原，仿佛没有尽头。乘客们拿着自带的茶杯，纷纷走到车厢连接处，在俄式茶炉前接水泡茶。我问列车员有没有茶杯提供，他开始说没有，后来看我是外国人就给我找来一个。可是，那个茶杯大概是谁用过的，里面还残存着喝剩的可乐。

　　火车跨过额尔齐斯河上的大桥，横平竖直的街道上点缀着古老的木屋，停着拉达汽车，有流浪狗对着火车吠叫，俨然是一座西伯利亚小镇的景致。接着，窗外出现了工厂和灰黄色的公寓楼，街上有了行人和车辆，扬起路边的尘土。这便是塞米伊市区外围一带的样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俄国人称这里为“魔鬼的粪箱”。

　　包厢里的母女跟我说再见，我下车登上塞米伊车站的站台，她们也跟着下来，到站台上透气。我这才注意到，原来小女孩的一条腿有点残疾，似乎是小儿麻痹症。她穿着白色芭蕾裤，在站台上一瘸一拐地跛行。

　　还没出火车站，就有两个警察拦住我，问我来这里干什么。我警惕地说，做生意。这么说倒也没错——如果他们查我的护照，会发现我办的是商务签证。

　　“会说俄语吗？”

　　“一点点。”

　　“箱子里有什么？”

　　“衣服。”

　　“打开看看。”

　　我扒掉行李套，拨开密码锁，打开行李箱。

　　“这是什么？”

　　“雨伞。”

　　他们点点头，示意我可以走了。

　　“谢谢，祝你们拥有愉快的一天！”

　　我走出火车站，对出租车司机说：“去游牧人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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