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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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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沙滩上,准备先找个凉快的地方坐下。这时,两个身穿比基尼的女人叫住了我。她们正躺在旁边的沙滩上,屁股底下铺着粉色条纹的浴巾。两人都戴着墨镜,一个红发,一个黑发。 “你,中国人?过来!过来!”红发女人拍着身边的空位。 “你在跟我说话吗?” “对,对,过来!过来!” 我走过去,坐下来。她们好像没料到我真过来了,喜出望外地挪动屁股,给我更多的空间,然后摘下墨镜,上下打量我。 浴巾上有沙粒和松枝,还有两个喝空的啤酒瓶以及一个喝空的白兰地酒瓶——吉尔吉斯斯坦牌。我怀疑,她俩的热情与这些空瓶不无关系。 借助破碎的英语和俄语,我得知红发的叫娜迪亚,黑发的叫达莎。她们都是出生在乔尔蓬阿塔的俄罗斯人。苏联解体时,两人刚上小学,是同班同学。如今,娜迪亚在镇上卖化妆品,达莎在附近的军用机场上班。 我问她们,家族以前是从俄国哪里来的。她们要么没听懂,要么不知道答案,只是反复对我强调,她们就是乔尔蓬阿塔人——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不过,年轻时,她们都去俄罗斯打过工,在同一家餐馆当服务员。她们用了“年轻时”这个词,意指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我问她们去的是哪座城市。 “新西伯利亚。” “我也去过。” “是吗?”她们兴致陡增,仿佛在闭塞的乔尔蓬阿塔,这点共同之处非同小可,足以令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呲”的一声,娜迪亚拧开我带来的啤酒,用一次性塑料杯为我倒了一杯,然后也给自己倒上。接着,她们跟我聊起新西伯利亚,是那种虽然身处小地方但是见过大世面的口气。我猜她们在新西伯利亚可能过得并不好。当服务员本来就是苦差事,而且新西伯利亚比乔尔蓬阿塔冷得多,冬天漫长到令人绝望。 她们问我,在新西伯利亚时住在哪里。 我像打捞沉船一样,仔细打捞着记忆:“好像是列宁大街。” “我们打工的餐厅就在列宁大街!”达莎惊呼起来。然后她们朝我举起了酒杯。 “既然你俩是俄罗斯人,为什么不留在新西伯利亚呢?”我问。 “我们是俄罗斯人,但我们没有俄罗斯国籍。”娜迪亚说,“我们的护照是吉尔吉斯的。” “新西伯利亚的房租太贵,后来我们就回来了。”达莎说。 她们告诉我,苏联解体后,这里的俄罗斯人大部分回了俄罗斯,还有一部分搬到比什凯克。如今,整个伊塞克湖地区只剩下不到两千个俄罗斯人。说这话时,她们的口气多少有点奇怪。给我的感觉是,虽然她们出生在这里,却不属于这里,而且阴差阳错地滞留了下来。 我问她们有没有结婚。 达莎没有结婚。娜迪亚早就离婚,独自抚养一个十三岁大的儿子。 “他是特别棒的男子汉。”娜迪亚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是那种让我务必相信的口吻。能看出,作为一个“滞留”下来的俄罗斯人,儿子是她唯一的希望。 为了证明儿子的确很棒,娜迪亚拿出手机,给我看他的照片。一张照片里,虎头虎脑的儿子正荡舟在伊塞克湖上;另一张照片里,他拿着鱼竿,钓起了一条大鱼。 娜迪亚说,她想让儿子去俄罗斯参军,然后她卖掉这里的房子,跟着儿子搬回去。 “搬到哪里?” “任何地方都行。” “这里的房子能卖多少钱?” 她说了一个数字,相当于人民币三万块。 这时,达莎摘下墨镜。我发现她其实精心化过妆。睫毛烫过,涂了睫毛膏,给人一种眼泪随时可能夺眶而出的感觉。她比娜迪亚显得年轻,妆容也更时尚。她为什么没有结婚? 谈起这里的男人,她们的语气顿时充满鄙夷。 “既粗野又俗气。” “个个都是酒鬼。” 最后她们说:“我们喜欢外国人。” “有外国人来这里吗?”我问。 “很少。” 一阵风吹过湖面,卷来一片褐色的积雨云。一瞬间,没有太多铺垫,雨点就从天而降,湖面上飘起一种近似于口哨的声音。娜迪亚和达莎披上浴巾,招呼我搬家。我们拿起地上的家当,搬到一棵大松树下。天上仍有太阳,雨点在阳光下滴滴分明。 现在,我坐在两个身穿比基尼的俄罗斯女人中间,她们轮流为我倒酒,自己也一杯一杯地干掉。虽然她们嫌弃这里的男人都是酒鬼,可她们自己好像也挺能喝。 “你喝起酒来就像俄罗斯人。”娜迪亚以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我想知道,你的教养是不是像欧洲人?” “我的教养像中国人。” “中国人从来不喝醉。” “是吗?” “我们这么听说的。” “中国男人为什么都戴眼镜?”达莎问。 “因为他们工作太辛苦。”我说。 “这里的男人不工作,只会喝伏特加。” “喝完伏特加就打老婆。” “中国男人会打老婆吗?” “不会。”我说,“一般不会。” 她们点点头:“我们喜欢中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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