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47)_陈冲

四七

　　在回去的车上，周教授跟我说，他自己也曾经在台湾的扶轮社得到过帮助，扶轮社为他航行太平洋的帆船提供了急需的物资。原来周教授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跟另外五个朋友一起，用了近四个月的时间，把一只木帆船开到了美国。

　　故事开始在一九五四年的一天，二十八岁的周教授在台湾基隆看到报纸最后一页的角落上，转登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为纪念瑞典皇家游艇俱乐部成立一百二十五周年，纽约游艇俱乐部宣布，将于明年夏天与瑞典人共同赞助跨大西洋游艇比赛。比赛将于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从罗德岛的纽波特开始，最后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周教授高中时参加了盟军在缅甸抗日，战后在台湾以捕鱼为生。在看到那条没人留心的边角新闻时，他正感觉人生停滞不前，需要新的挑战，便产生了用中国的木帆船去参加游艇比赛的梦想。他曾在一场暴风雨中，见证过一艘木帆船征服擎天巨浪的劲头，从此渴望尝试风帆的魔力。台湾的渔船都是柴油引擎驱动的，他不知去哪里能找到帆船，也没有远洋的经历，所有的人都觉得他疯了，然而他固执地把生命里的一切，全赌在这个异想天开的梦想上。他找到了另外五个跟他同样疯狂的单身汉，骑着单车分头在台湾各个海滩上找废弃了的帆船，终于在一个渔村的死水里发现了一条从福州拉咸鱼到台湾的破旧帆船。船老大正在岸上赌博，输得精光，周教授就拿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再通过各方集资买下了这条五十年的老帆船。在经历了许多繁文缛节、狂风暴雨、台风，无数失败、绝望、死亡的威胁和接近暴动的争吵后，这六位年轻人终于完成了他们的太平洋之旅。进入旧金山海湾时，他们的木帆船乘着一阵强风，穿过金门大桥，跑得比所有载着海关官员、移民官员和追随它的记者团的汽艇都快。第二天，他们的故事就被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了。他们没有在六月十一号前赶到罗德岛，错过了大西洋上的游艇比赛，但是他们创造了奇迹。到达美国的时候周教授二十九岁，没有任何文凭。他开始在旧金山的一所两年制大学，跟一群十八岁的孩子一起上课，然后在伯克利大学读完本科学位，最终在美国西北大学得到物理博士学位。他的前半生是一场多么浪漫和不可思议的历险，我对眼前的周教授肃然起敬。

　　扶轮社聚会的两天后，我住进了海德先生和他太太三迪（Sandy Hyde）的家。那是一栋宽敞的两层楼洋房，我的卧房窗对着后花园。他们俩是会计师，办公室就设在家里，每天下午五点，他们就在家里的酒吧台喝酒聊天，三迪总是边喝边开始做晚饭，我也帮着她一起做，偶尔我会做顿中餐给他们吃。除了收拾我自己的房间以外，他们从来不要求我做其他家务。我每隔两三天就接到中部寄来的信，三迪把信交给我的时候总是说，又是他的信，他简直不可救药了。

　　海德先生的隔壁邻居是台湾人，在离北岭不远的镇上开了一家很大的中餐厅，给了我一份领位的工作。到寒假的时候，我挣的钱正好够买飞往中部的来回机票。

　　出发的时候，我太早到了机场，便去书店浏览打发时间。到美国后我除了读课本以外，还没有看过其他的书。我随便打开一本叫《白色旅馆》的书，惊呆了。扑面而来是一首疯狂的第一人称诗歌，女主人翁描写了自己近似无耻的性臆想。在水灾、火灾、飞叶和流星的怀抱中，狂喜的身体像在刀案上扑腾的活鱼，离死亡很近。我一动不动地站在书架前，眼睛飞过那些陌生的词汇，看到一幅幅奇幻、色情、恐怖和美丽的画面。我觉得内脏在充血抽动，几乎错过了登机。

　　《白色旅馆》的叙事一层套一层，从序幕的友人通信，到第一人称魔幻的狂言，再到弗洛伊德对女主人翁的病例记录，我们一步步走近女主人翁——一个“不可靠叙事者”——的真实灵魂。坐上飞机以后，我从包里拿出厚厚的英汉词典和笔，把书页边缘的空间全写满了笔记，期待着跟 W 分享。

　　美国中部已经天寒地冻，W把我带到郊外的一栋小木屋，第二天中午醒来，我看到窗外一片冰封的湖面，不见边际。我们去湖边散步，天上飘下雪花，悄然降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举起手臂惊叹袖子上一片片六角形的水晶，有的像六根羽毛，有的像六片叶子，完美而转瞬即逝，不可复制，就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回到屋里，W用黄油、糖、花生和巧克力，烘焙一种叫 peanut brittle 的香脆甜品，我们围着毯子坐在壁炉前，边吃边读《白色旅馆》里的性爱段落。

　　从湖边回到他的公寓后，有一天，他去了工作的地方，留下我一个人在家。不记得为什么——也许出于好奇，也许出于无聊——我打开了他的壁橱，看到头顶的架子上有一只鞋盒，里面装着一本日记，还有大半盒的信。我打开几封我写给他的信，想象他在房间里读它们的样子。在我的信下面，我看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再往下，我看见更多从北京寄来的信，都是同样认真幼稚的字迹，我拆开来读，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她思念他，思念他的手、他的唇、他的身体，她想跟他回到圆明园，她想跟他地久天长。原来他寄给我的圆明园素描，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画的，那天他在跟她拥抱亲吻。我用颤抖的手，翻开他的日记，他写了离开新帕尔茨那天黎明，我的嘴里有一股甜味，身体是烫的。再往前翻，他在新帕尔茨见我之前，跟夏威夷的旧情人一起，她高潮前贪婪的喘息，高潮时叫喊的声音让他厌恶……

　　我胃痛，冲到厕所去吐。后来我是怎么面对他的，怎么到的机场，跟他说了什么，我都记不清了。写到这里，我怀疑是不是记错了，偷看他的东西也许发生在第二年暑假，而不是那个寒假。因为我突然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去过伦敦郊外的姚牧师家，W夜里从沙发上溜进我的房间，天亮前再溜回沙发，第二天我们躺在皇家植物园草地上亲热……那些一定都是在事发之前。

　　李查和三迪到机场接我，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他们面前装作没事，他们自己满腹心事的样子，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我看到三迪的脖子上打了红色的格子。一路上我们都很安静。第二天他们告诉我，三迪得了癌症，在做放疗，我才知道脖子上的红线是做放疗需要的标志。

　　南加州的中国留学生要举行一场留学生音乐会，请我当主持人。组织演出的学生中有一位在帮人看管一栋豪宅，它的主人好像到国外度假去了。我们一大群人都聚在房子里讨论音乐会的事情，其实是在玩。晚上每间屋都睡了两个人，只有我受到优待有一个单独的小房间。熟睡中，我被一个男同学压在身下，很快就结束了。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既没有挣扎，也没有打耳光，只是麻木地躺着。他说这是他头一次，他想跟我好。我说不可能的，我不会跟任何人好了，永远不会。他问为什么，我说，我在这方面已经死了。他说不懂，我把W的事告诉了他。他义愤填膺，要把W杀了。我接下来就叫这位同学X。

　　印象里我继续收到中部的来信，但不记得我有没有回信。不知隔了多久，有一天，我接到W的电话，他说他想来看我，我不要他来，但他最终还是来了。忘了他是怎么遇上X和他的朋友，怎么上了X的车。天黑以后，他们把他送回海德先生的家门口，车没熄火，马达突突地响着，他艰难地走出车门，走过车头灯时，我看见他被打得鼻青眼肿、皮开肉绽，衣服上都是从头上流下来的血。我跑过去扶他，X看到火冒三丈，拉住我，说要碾死他，我叫他把我也一起碾死……之后的事我完全断片了。

　　我有一位叫晓虹的朋友，她长我十几岁，善解人意，在那段时间支持和保护了我。后来我知道，她也才跟挚爱分手不久，深知爱和失去的疼痛。她用了一句很有治愈力的话安慰我：人必须经历两次死亡才能成熟——一是理想的死亡，二是爱情的死亡，成熟是死亡后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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