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35)_陈冲

三五

　　随着母亲渐渐失忆，她眼前的事情变得越来越空白，童年往事却越发历历在目，念念不忘。在病房里，我常把手机存的老照片给她看，让她讲小时候的事。

　　一天，她说起“辛宝阿姨”家——一栋在大沽路上的弄堂房。现在回想我很诧异，她失忆到偶尔会忘记我的名字，却记得两岁时住过的房子和里面的人。我问，辛宝阿姨是谁？母亲说，是矮好婆的外甥女，她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非常善良慷慨。他们把底楼的大房间给公公和矮好婆住，亭子间给我大舅舅和表哥住，我跟她家四个小孩住在楼上两个小房间，小英、小芳是女孩，小良、小平是男孩，辛宝阿姨和她丈夫住在楼梯转弯处一个小阁楼里面。小英、小芳常在弄堂里玩，我也想跟她们一道，但她们大我几岁，看我连“造房子”也不会，有点看不起我。辛宝阿姨就正式告诫她们，阿中的爷娘都不在身边，很可怜，你们要待她好点！

　　我问，你们怎么会住在辛宝阿姨家？母亲说，我们从苏州逃难到上海，寄居在那里。后来就搬进了“祥庆村”，那是上医在康悌路（建国东路）上的宿舍。弄堂对面沿着萨坡赛路（淡水路）向北走就是法国公园（复兴公园）的后门。公公每天早上带我去公园散步，他把两只手握在背后，我也照样把手握在背后。后来，我们一老一小一前一后变成法国公园的一道景色了。

　　我有一张母亲在复兴公园草坪上的照片，她看上去大概两三岁，穿着一件格子连衣裙，一双蕾丝边的白袜和圆头皮鞋，抬眼望着远方的什么东西，一脸严肃的问号。我在别的相片里看见过她穿同样的裙子，后来她长大了，裙子还穿到了妹妹身上。也许她跟我儿时一样，只有两套衣服替换穿，好一点的那件用来拍照。母亲说，公公常跟她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谈生活，谈人生。虽然她听不懂，但是觉得倍受宠爱，因为在小辈里他只跟她一个人这样说话。

　　他对她表哥阿伦就不像对她那么好。阿伦是一个天才，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都连连跳级。他带母亲去街上走一圈，就能分毫不差记住每一栋楼有多少层、门前有几棵树，回家准确无误地画出来，半扇门窗都不多不少。母亲看到总是惊叹不已，但公公对那些精致的作品，非但不表扬，还要禁止他去“做这种没有用的事”。阿伦在大学期间发了精神病，毕业后有一天被精神病院的车接走了，母亲再也没见过他。

　　母亲的大舅舅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冬天作画、教书、办画展，一到夏天就发精神病。发病时，他会把母亲放在脚踏车的龙头上，在大街小巷疯狂地转圈。他还会抱着她到阳台上去，问她，你想飞吗？我把你往下面一扔你就飞起来了。她就紧紧地抱住舅舅的脖子不放。大舅舅跟自己的表妹青梅竹马，非常相爱，但是表妹的妈妈（矮好婆的妹妹）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当官的。

　　一天夜里，母亲在床上朦胧听到大舅舅在盥洗室唱歌，很好听，歌声伴随她进入了梦乡。半夜她被公公和矮好婆的尖叫声吵醒，跑出门来看到红色的水从澡缸里溢出来，再从楼梯上淌下去，大舅舅躺在澡缸的血水里，已经割腕死了。

　　那个毛骨悚然的夜晚，在母亲的脑子里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记得我哥哥少年时代多愁善感，爱写诗歌，还有很高的艺术天分。母亲不喜欢他写诗，也不给他钱买绘画材料。哥哥就把每周日去奶奶家的公车票钱省下来，去福州路买画画用的纸。他在长风公园跟少年划船队训练的时候，常溜去公园画海报的办公室，跟一个叫小潘的人要公家发的油画颜料。小潘多给几管绿色的，哥哥回家就画绿调子的，多给几管蓝色的，他就画蓝调子的。

　　一次，母亲看到他画的女孩和写的情诗，就要夺走没收。他们扭打起来，画和笔记本被抢过来抢过去，最后撕成了两半。母亲大声骂哥哥萎靡不振，沉浸在不健康的思想里。那时我还小，以为她发如此大的脾气是因为哥哥早恋。

　　成年后我才知道，她当时的粗暴来自恐惧。我们母系家族中的男性，有精神分裂症的历史。这个病遗传性很强，一般在青春期步入成年的阶段发作。母亲是研究神经药理的，从哥哥出生起她心里就埋下了这个隐患。当她看到哥哥传承了大舅舅和表哥的艺术细胞时，便更加愁肠百结。哥哥写得越好、画得越好，她就越觉恐惧。跟公公一样，母亲也非理智地相信，如果能杜绝孩子身上天赐的才华，就能把天赐的诅咒也一同拦在门外。

　　有幸地，那个精神分裂症的基因错过了哥哥。想想人的一生，能自主的事真的不多。一个小小的基因突变，在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可以决定他的命运。

　　大舅舅去世后不久，公公病逝，矮好婆病倒，母亲只好搬去当时已经收养了她妹妹的“小爷叔”家。这位叔叔叫张一凡（原名张昌宣），是上海《正言报》经济版的主编。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后，他为了安全起见，在法租界巨泼来斯路（现安福路）的美华里，租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并把他父母从嘉定望仙桥接到上海。记得我母亲和二姨管她们的奶奶叫“长好婆”，因为她个子很高。抗战爆发后，小爷叔又把住曹家渡（非租界）的叔父一家人也接来同住。

　　美华里那一大家子二十来口人，简直就是一个村庄。让我在这里梳理一下人物关系。

　　小爷叔的上面有三个哥哥：

　　大哥不接受父母的包办婚姻，婚后从未与媳妇同居，独自到嘉定娄塘镇去经营一家布店。这位没有文化又没有父母的大儿媳没有退路，只得留在张家伺候公婆。

　　二哥也逃脱了旧式婚姻，把妻子和三个儿子留给父母，移民去新加坡当了国学教授。二哥的大儿子由祖父母做主，过继给了大儿媳，也算是给她一点安慰。我母亲叫他“大阿哥”。大阿哥白天在大学念书，晚上到《正言报》工作，常常带小说回家，母亲爱读小说的习惯就是在那时养成的。后来，我和哥哥都不分辈分地也叫他“大阿哥”。他老了以后，母亲时常去探望他，总是跟我们说，大阿哥最好了，一有空就骑脚踏车荡我去矮好婆那里。

　　三哥就是我的外公张昌韶。

　　小爷叔自己有一女两儿，小儿子生下不久他也离婚。我母亲到他家的时候，她妹妹加上六位表兄妹都由大儿媳一个人照料，都管她叫“妈妈”。所有孩子和公婆的衣服鞋子，全由“妈妈”一手缝制，每年还得上别的亲戚家小住，去给他们缝制衣服。全家十几口人的被子衣服也都由她洗晒，还要给一群孩子洗澡洗头。小爷叔雇用了一位叫吴妈的姨娘，负责做饭和打扫。

　　我发微信问二姨，“妈妈”后来去了哪里？二姨回，你姥姥从重庆回上海后，把她接到平江路的房子住，搞些缝补和织毛线的活。她觉得太闲就回嘉定望仙桥张家老屋里，一人独居，拼命种田。我高中毕业看过她一次，她全靠咸菜度日，我去了就到街上饭铺点了麻婆豆腐招待我。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她得肝癌去世了。

　　我总觉得，“妈妈”有点像鲁迅笔下的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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