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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悲伤是黑镜中的美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眼睛的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糕饼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上你去到天宫……”她拍我的手因风湿性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我挖耳朵。我们坐在大床上,母亲俯在我的身边,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高,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制的耳耙子全神贯注地掏。她的动作很轻,弄得我很痒,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母亲变得忧伤,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见她这样,我也会忧伤起来。偶尔母亲在快乐些的时候,会为我和哥哥剪纸、叠纸工、做动画。她会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折叠以后用剪刀剪,再打开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接着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上色;她会用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童话故事;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沓两寸的方块纸,她在每一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然后拿起那沓纸,用拇指像洗牌那样拨弄,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我,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性思维。她一分配到教研组就把“传出神经系统药理”编成一部剧本,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动画片。因为拍得好,所以后来在全中国使用。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故事的兴趣,就是母亲在我幼时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赶回上海前,母亲的主治医生给我发来微信:“我们照顾张老师那么长时间,对她都是有感情的。张老师喜欢音乐,隔壁床位沈老师出院前一天,她们一起唱歌,我们特地为她拍了录像。张老师很不容易,生病至今,直到生命最后时刻都很坚强。我们表扬她,她还露出腼腆的微笑……

  “前些天,我问她痛吗,她摇摇头,说不。问她难过吗,她点点头,我们除了推吗啡,又给她用了镇静的药让她睡觉。后来她病情再次加重,您哥哥看了很难过,我们又给她加强了镇静和止痛,病人在那种情况下是没有知觉了,所以最后时刻她不会有痛的感觉。最后的几天,因为病情太重,我们用药物维持了生命体征,对陈院长来说,那些天也算让他有个接受的过程。对张老师来说,走也是解脱,否则,后面还是痛苦……

  “我不知道如何来安慰您。张老师最后自己拉空了宿便,加起来一公斤多,她是自己做好了准备的。我们帮她把嘴巴里的痰吸干净,身上皮肤破损的地方也都愈合了,人走的时候很干净。”

  我向主治医生道谢,也向她道歉,请她理解和原谅父亲。

  父亲在华山医院当过很多年的院长,也是一名业界威望极高的医生,他一辈子都是看到问题就去解决,无法接受母亲的病没得救了。他每晚在家里奋力查阅全世界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摘选后印出来,第二天一大沓一大沓地送给医院的领导和医师们,大声教育他们去好好学习,救治母亲。父亲不善于表达悲伤,看到亲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唯一能表达的情绪是向整个宇宙举起愤怒的拳头。

  主治医生回信说:“没有任何需要原谅的,陈院长对张老师感情深厚,我们理解的。”

  我从隔离酒店回到家时,父亲跟往常一样,坐在电脑前看文献写书。书桌另一端,母亲的《药理学和治疗学手册》(Goodman & Gilman)仍然打开着,但她不会再日复一日坐在父亲对面,反复阅读同一页书,反复把重点写在笔记本上。

  父亲耳聋,没有听到我进门的声音。我走到他身后,站了一会儿,然后拍他的肩膀叫了一声爸爸。他看到我,慢慢起身打开橱门,递给我一张他放大了打印出来的照片。他和哥哥坐在已故的母亲病床两边,照片底部写着:“我和川儿跟阿中告别”。我感觉他是在无声地谴责我的缺席。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亲的床边,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她的手。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父亲指着母亲的骨灰盒说,这个就留在我这里,等我死了,一起撒到大海去。他的声音沙哑疲惫,说完后转回到电脑屏幕前,继续写作。我呆立了几秒钟,最后无力地离开了他。

  母亲住院期间,父亲曾反复跟我讲起他和母亲在上海医学院相识时的情景,八人一桌的晚自习,他俩坐同一个桌角,低声说话……母亲去世后,他几乎一直沉默。只有一次,我企图跟他商量他往后的生活,他对我大声咆哮。

  记得狄金森写过许多关于悲伤的诗歌,有一首是用了拟人化的比喻——悲伤,惊慌失措的老鼠;悲伤,鬼鬼祟祟的小偷;悲伤,自我放纵的狂欢者……其中最沉重的悲伤是个被割掉了舌头的人。父亲的悲哀是一座无声的孤岛,令我为他心痛,但是我与他都没有能力跨越这道无形的深渊,去抚慰对方。

  英文里的 bereavement——丧亲之痛——是一个词,也意味着一段无法绕过的时间,也许我写母亲的故事是为了度过它;也许悲伤是黑镜中的美,看到了美,就能瞥见更深远的东西……

  我望着一张母亲婴儿时的照片——其实并不是她的照片,是一张苏式庭院的全景。当年照相是件隆重的事,每次看到家里的老照片,我都会好奇,是什么契机让他们决定在那天拍一张?对焦、构图,按快门的是谁?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一张全家福。我姥姥、大姥姥和三姥姥——三个各奔东西的女儿——回来探望她们的父母。画面里没有三姥姥,是因为她在镜头的另一面。那个年代摄影是一门手艺,家族里都知道三姥姥继承了史家的艺术细胞,是一名优秀的画家。

  假山、树木、花草丛中,我的曾外祖父母身着长衫,分别站在两侧,姥姥和大姥姥身着短袖花旗袍,各自怀抱婴儿站在中间,大姥姥身前还站着她另外两个三五岁的孩子,他们的身后是黑瓦白墙的矮房和长廊——母亲出生的地方。

  记得小的时候,家里的户口本上张安中出生于一九三四年。母亲说,那是姥姥为她报户口的时候填错了,她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我问她,姥姥怎么会记错她哪一年生的你?她说一九三四年,那肯定就是一九三四年啊。母亲说,“矮好婆”(母亲的外婆)讲她是一九三三年出生的,矮好婆跟她最亲,不会记错的。

  手机录音里,母亲的声音恍惚就在我的身旁……那天她坐在病房的小沙发上,用标准的溧阳话,给我模仿她的外公外婆:“公公”(母亲的外公)总是骂矮好婆蠢么蠢到哉,一点用都没有,只好看看——她年轻时候是个美女——所以只好看看。矮好婆耐心听完他的一长串抱怨,慢吞吞说一句,你一遭说的是你自个。公公气煞。公公有位跟他交流文学艺术的常客,总是吃饭的钟点过来,矮好婆就跟来客说,培基兄啊,今天我淘米数过了,只有四条米虫,你放心吃好了。公公又气得要命,说她蠢。矮好婆听过后就唱《自从嫁了你》,公公气死,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自从嫁了你呀,幸福都送完。
  没有好的穿呀,好的吃。
  没有股票呀,没有田地房产;
  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
  住的也不宽,用的也不全,
  哪一件叫我过得惯?
  这样的家庭,简直是殡仪馆……

  以前逢年过节,家里总是有些对我来说关系不明确的亲戚来访,母亲有时也带我去看他们。她跟亲戚们常聊到“辛宝阿姨”“祥庆村”“美华里”“大舅舅”“小爷叔”……几十年听下来非常耳熟,但并不清楚那些是什么地方,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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