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李彪传(译文)

李彪传(1)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名字是魏高祖赐予的。家中世代寒微，少小孤贫，素有大志，好学不倦。开始受学于长乐监伯阳，伯阳相当赏识他。晚些时候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人准备隐居于名山，不能成行便只好作罢。高悦与兄高闾，博学高才，家中富藏典籍，李彪于是在高悦家中手抄口诵，废寝忘食。既而还归乡里。平原王元睿将及成年，雅好学业，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的女儿为妻，取道冀州、相州，听说李彪的名声便去拜访他，二人修结师友之礼，郡中传为美谈。于是李彪被推举为孝廉，到京师学堂中修习学业。高闾在朝中官员中称赞表扬他，李冲待李彪很是客气，李彪便牢牢攀结李冲。

　　高祖登基初年，李彪任中书教学博士，后来假员外散骑常侍、建威将军、卫国子，出使萧赜。迁任秘书丞。参与著作事宜。魏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年间，崔浩、高允等人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依照《春秋》体例，《国书》中遗漏的史实，以至三件中有二件被漏掉。李彪与秘书令高祐开始上书奏请依照司马迁、班固史书的体例，创为纪、传、表、志诸项目录。李彪又上书说：

　　“臣听说过去的贤哲君王，无不勤勉不已，孜孜以求，思考纳受直言，以求造福百姓。所以他们访求童稚，询问师长，不避山高路远，询求谋略谘问善德，不弃贫贱之人。取其能够光大茂实于竹帛之中，传播徽声于金石之上。臣正生于有道之世，恰逢无可讳言的圣朝，敢修以往程式，窃考现下所宜，谨冒死上密封的奏章，言事七条。一派胡言，伏待刑戮。

　　“其一是：自从太和建号，到此已经十二年了，典刑德政，可以述说了。立园丘以昭明孝思，则百神不乏供飨了；举贤才以备问，则贤士盈满于朝；开至诚之心以接万物，则朝廷便无奸佞之人了；敦扬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六顺以教人，则四门之中都无凶顽之人了；制冠服以明官秩，则典章法式又能彰明了；作雅乐以协调人伦，则人与神交互为庆了；深慎重刑罚以明刑戮，则监狱之中亦无冤屈了；薄减衣着食味以示俭约，则天下风向节省了；放出宫女配嫁鳏夫，则人们便无怨愤旷怒了；倾出府藏以赈济万民，则天下饥寒便普受饱暖了；省减赋税徭役以养育万民，则编户之民逍遥巷歌了；宣明德泽以怀远近，则荒远之地都向皇魏了；垂示至德以畅幽显，则会使天降祥瑞了。天下百姓得其所，万事万物惟其新，巍巍乎天下万物尽汇其成了。然而，为臣愚鲁，认为行俭省之道，仍然欠缺。为什么呢？而今士、农、工、商豪富之家，习惯奢华既已深笃，敦好朴素其情甚浅，他们仍未认识俭约便可细水长流，而务求奢侈浪费便难以维持长久。宅第壮丽，车马豪华，奴仆妾婢穿着绫罗绸缎，土木之上纹龙绣凤，越级违制的非常之多。古来先辈哲王立下制度，自天子到公卿，下及守门打更的小官，他们的宫室车服都各有差别，职位小的不得越级至大，身份卑贱的不得越级至贵。像这样，所以上下秩序确立而人心便很稳定。而今浮华相竞，人情没有常守之处，大造消功之物，巨制费力的事，岂不是很荒谬吗！消功的，是指的锦绣雕文的东西；费力的，指的是广宅高堂、壮制丽饰之类。这些妨碍男务本业、损害女为其工的，哪里说得完啊！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说‘今天的王政可以长叹息的有六个方面’，这就是其中之一。大凡皇上所好，下面人必定跟从。所以越王好勇而士人多轻视死亡，楚灵王喜好贫瘠而国中有饥饿之人。今天二圣躬行节俭朴素，诏书旨令殷勤不断，而百姓之中奢靡之风犹未革除，这哪里是楚、越之人如彼易变，而大魏之士如此难以变化的缘故呢？这大概是朝廷制典没有宣明，人们未见皇德，才导致这样的情况吧。为臣愚鲁，认为宅第车服，自百官以至于平民百姓，应该在衣着等级上立定制度，以使贵显不逼贱卑，微贱不越至高制，不能让人为显示自己的奢华，便默认他们违反经典。而今也许有人说奢华越级的风俗已久，不能一下子革除，臣谨陈述古人渐进革新的例子。过去，子产为政一年，老百姓唱道：‘我们有田地，子产伍之，我有衣冠，子产贮之，谁杀子产，我也参与。’三年后，歌词改为：‘我有田产，子产植之，我有子弟，子产教之，子产若死，其谁继之？’这样看来郑国人的智力，难道前面昏愦而后面聪明吗？其实是从政的人必须循序渐进，而受教化的人难以一下子幡然顿悟的缘故，如今若立制度以区别品级，始末之情，魏人与郑人也会一样。既与郑人相同，那就是说最终百姓是会说好的，我们岂能怕他们一开始的怨愤而不做最终的善举呢？大凡崇尚俭朴的是开福禄之源，喜好奢侈的是引起贫穷的征兆。然而俭约容易以教化流行，而奢华难以对财货感到满足，正因为如此，所以圣德之人留心于此，贤敏之士希求一个标准。所以夏禹卑小自己宫室而厌恶华丽衣服，殷汤起居陋室而乘坐简车。这是先辈哲王对后来君王显示俭约，后王理应观其意而取合适的标准。孔子任鲁国司寇，乘坐柴车驾驭驽马；晏婴任齐丞相，戴洗过的帽子穿破旧的衣裘。这是对后来的臣子显示俭约，后来的臣子们应该认识其情愫而以他们为榜样。前志说：‘作法于凉地，其贪弊仍行。’这句话虽然简略，但却达于治理之道。臣一派胡言，倘使有可采用的话，等到了三年，便可有所成效。有成效则人务其本，人务其本则奢侈浪费便可去除，费奢去除则粮食布帛便丰富起来，谷帛丰富则人们便安逸快乐，人们安逸快乐则皇帝基业便可以稳固了。

　　“其二说：《易》称：‘主掌祭器的，莫如长子。’《传》说：‘太子奉持冢嫡立的资粮很多。’然而，祭祀无主则宗庙诸神便无所飨，冢嫡废则皇朝政权神器就无所传。圣贤之人知晓其中道理，所以垂示诰诏以为长久法典。过去，姬王深明此道，所以大崇儒术以训导世代嫡传，他们于是演习养成美好的德行，以其调理黎民百姓，因此世世代代统治天下，传世八百年之久。等到嬴氏建立秦朝政权，终而放弃德政，焚坑儒家典籍，不以礼义教诲其子，于是后代们养成凶狠的本性，残酷地对待生民百姓，所以政权不能巩固，到秦二世便灭亡了。国家灭亡与兴盛，其道理在于师傅，师傅损益的做法，可以说说。增益的，周公为周成王师傅，以孝仁礼义教导他，逐去成王身边的奸邪之人，不让他见到恶人，选择天下的端方之士、孝悌博闻有道术才干的人为他的辅佐之臣。身边的辅臣良端，成王自然端正了，因此周家天下恒固长久。损减的，赵高为胡亥的师傅，赵高专教胡亥以刑戮斩残以及夷灭人家家族，逐除他身边正派臣属，让他不能见到善良人士，谄佞谗贼之类的人围绕左右。左右邪恶，胡亥邪僻，秦朝国运因此短暂。而皇天，辅德之物，哪会偏爱周代而疏远秦朝？这全都由其所行的道路不同，所以祸福的途径也不同而已。从前光武帝议为太子选择老师的事，他问群臣，群臣体会皇帝本意，都说太子的舅舅，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以。博士张佚义正辞严地说：‘今天立太子是为阴氏呢？还是为天下？如果为的是阴氏，则阴氏便可为其老师；如为天下，则毫无疑问应当用天下的贤才。’光武帝点头称好，说：‘设置师傅，是辅佐太子的。而今博士您教了我，何况太子呢？’立即拜张佚为太子老师，汉明帝终而成为一代贤主。然而张佚成为汉明帝的师傅，并非他的渐进所致，尚且可称道，何况他训之以正道，其好处当然就更大了。所以《礼》说‘太子出生，举之以礼，让人抱着他，有关部门的官员齐肃端冠，见太子于南郊’，这是昭明嫡传长子的重要性，以让上天明察。‘经过皇阙则下车马，经过宗庙则小步急趋’，明示孝敬的道理。这样古代的太子有‘自己是赤子，而教化便自然而然地流行了’。这乃是远世的镜鉴。高宗文成皇帝感慨少时老师诲教不勤，曾经对群臣说：‘朕刚开始学习时，年尚幼小，感情未能专一，既临万机之后，没有时间温习，现在想起来，哪是我一个人的过错，也是师傅教我不勤所造成的啊。’尚书李訢脱帽谢罪，这就是最近可为借鉴的事实。臣思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其巍巍之功超越前代君王。陛下您幼小时蒙受勤诲，登上皇极，等到太子诞生，您又亲加抚教，日省月课，实在劳神太过。现在实在应该依照古式设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确则太子自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福，皇家庆福则百姓受其大幸了。

　　“其三是：国家之本是黎民百姓，人所凭借的是米饭粟粮，因此古代贤哲君王无不勤劝耕种，满蓄仓库。所以尧汤时遇水旱之灾，人无菜色者，是由于备粮有渐，素有积食所致。到了汉代，以人粮食短少，于是设置常平仓以供给百姓粮食；曹魏时因兵粮缺乏，建立屯田制以供兵粮。取其不匮乏当时，军队国家都受到接济。又《记》说：国家没有三年的储备，就叫国非其国。光武时因一亩没有收成，便罪责牧守。圣人的忧世重谷，殷勤勉力是如此之甚，明达君王体恤百姓劝人农耕，切切如此。前年太行山东饥荒，去年京城饥廑，内外之人纷纷跑到丰产的地方，荒弃本业，历尽辛苦才到目的地，这样又有损于国家的形象。如果先多积些粮食，到时就开仓赈济，安抚民众，哪会出现荒情驱使老百姓糊口千里之外的景象呢？以今比昔，实在令人害怕。臣认为应该分出州郡正常调税的九分之二，京都用度每年的余额，各各设立相应机构，丰年时立仓积粮，岁饥时加私之二，放粮于人。像这样，老百姓必定努力耕种以买官布，又力求贮财以购官粮，年丰则经常聚积，岁凶则开仓济接。又另立农官，选取州郡户民十分之一为屯田之民，选择合适的地方，分给一定的田地，配给他们相应的钱财杂物牛马等，让他们勉力耕种。一名农夫所耕的田地，每年上交六十斗，免除他们的赋税并征战戍守杂役。推行这两件事，那么数年之中，就会谷多而人足，虽有灾情便无危害。臣又听说前代明主，都务怀远方之民，礼敬贤士招引滞人。因此，汉高祖经过赵国，求得乐毅为用；晋武帝定天下，用吴、蜀有才学之人。臣认为圣上应在黄河两岸七州郡人中，挑选人才，令其入朝，依照中原官员品级，按其才能授予官职。这样，一者可以拓广圣朝新旧人员一律平等相待的义旨，二者可以引江、汉人士归顺有道皇魏之心。

　　“其四是：过去舜帝命咎繇思刑罚的宽贷，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误了监狱中的事，这君臣相诫的事实，都表明了十分重视刑罚。而今，二圣哀悯怜惜罪辜之人，小大之情，判决之日，圣上多从降恕，实在不得已时，也必定垂示恻隐之情，即使前代君王勤听诉讼动辄赦免，也不过如此而已。然而行刑有犯时气，愚臣私下未能安心。汉制，旧时断决狱讼报请上级，常在十一月完结，到孝章帝时改为在十月完结，以育三正。后来遭受干旱，议论的人说因十月断决狱讼，阴气微少，阳气泄出，因而致旱。此事交付公卿、尚书陈宠议论说：冬至阳气开始萌生，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周朝以本月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野鸡鸣叫鸡孵小鸡，殷商以本月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伏的虫子都开始鸣叫活动了，夏代以之为春。三正成著，以通三统，三统的月份中，断狱流血，这是不察苍天旨意。《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安宁，事欲静平。这个月中生起大怒，不能称为安宁；行大的刑罚，不可称为静平。章帝觉得他的话说得很对，终在十月断狱决讼。而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常常完于冬季，不推寻三正以育养三微。宽释宥赦之情，常超过往昔；遵守时令之宪，犹且或有欠缺。这哪能叫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呢？的确应该远查周朝典制，近采汉代典章，令天下断决狱讼，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在三统所属的春天，行使斩绞之刑。像这样，就可道协幽显，仁垂后代了。

　　“其五是：古时，大臣有因不廉洁而被废弃的，不叫不廉，而叫簠簋不饰，即为官不廉正的意思。这就是为君之人礼敬显贵之臣，不明说其过失。臣有大过，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前往宫廷而请死，这是为臣的知罪而不敢逃脱刑罚的行为。圣朝礼遇大臣，与古时相同。自太和以来，有负罪应当处以极刑的，多能够归还自己第宅而自尽。遣出之日，圣上深垂隐悯，言出凄切，百官无人不见，四海之内无人没听说。过去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立即把他逮捕送到长安狱中，鞭打拷问与奴隶们犯罪受到的待遇没有两样。贾谊于是上书，极陈君臣大义，认为不该这样。大凡显贵之臣，天子为其改容而礼貌相待，吏人为其俯伏而敬重贵视，他们有了罪过，废弃是可以的，赐死是行的。但如捆起他们，送至刑官，棒击鞭笞，小吏恶谩骂，这就不是让老百姓都看得过去的行为了。等到将要行刑，臣子则面向北再拜君主，跪而自裁。天子说：‘你士大夫自有过失，我对你仍然有礼。’君主不让别人抑郁而受刑戮。孝文帝深为采纳贾谊之言，此后，大臣有罪，都自杀而不受体罚。到孝武帝时，大臣有罪又渐渐交付监狱，实在是由于孝文帝行之当时，而不立下永久典制的缘故啊。臣思陛下圣德慈惠，岂是当年汉文帝所能比拟的。而今天下有道，百姓不议朝政之时，臣可以安然陈述胡言于朝，但臣担心万世之后，继位之主万一有像汉武帝时那样的事情。夫道贵在长久，所以凭之建立影响；法以不亏损为上，所以留给其子孙谋略也，哪能只是行恩一时，而不作永久之制呢？

　　“其六是：《孝经》称：‘父子之道本是天性。’《尚书》说：‘孝，是指孝友于兄弟。’二经的意旨，都是说父子兄弟是一体同气，可共而不可离也。等到其人有罪，罪不及其亲，这是君上的厚恩。至于害怕，这是怕受到牵连，这本是自然的恒常之理。无情的人，父兄逮捕至狱中，子弟没有悲惨怵惕的表情；子弟逃避刑罚，父兄没有惭愧羞赫的面容。食饱寝安，荣耀其位，游玩自若，车马仍华，衣冠华丽，哪是同体共气、同分忧患的样子呢？过去秦伯因楚人围江，素服以示担心；宋仲子因为失举桓谭，免冠而请罪。然而子弟之于父兄，父兄之于子弟，其情更近，哪里又是结盟相知的人而可以说其感情深浅呢？二圣清正简肃风俗，孝慈当为其先。臣愚认为父兄如有犯罪，应该让其子弟素服肉袒，到官府请罪；子弟犯罪，应让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如职位责任必需，不宜这样做，有关部门慰勉留之。像这样，便足以促使平凡浅薄之人，使人们知有所耻了。

　　“其七是：《礼》说：‘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这是圣人根据人情制定的礼制，为的是让孝子终其孝情。周代衰落，丧礼渐亡，所以服丧的人前去打仗，素冠之士动起兵刃，到了暴虐的秦代，这些礼制都遭泯灭了。汉初，战事频起，未能遵古。到汉宣帝时，老百姓应当从事军事屯驻的，碰到祖父母、父母死亡，丧期没满三个月的，都不从事徭役；其朝臣遇到丧事的礼制，没有定闻。到后汉元初年间，大臣遇到大丧，开始能够离官服丧。及魏武、孙权、刘备之世，日日干戈，前代礼制又废而不行。晋时，鸿胪郑默丧亲，坚决要求回家服丧，武帝被其孝诚所感动，于是制定律令立下丧服常制。圣魏初年，拨乱反正，未及建立终丧之制。而今四方无忧，百姓安逸，的确是孝慈道合、礼教兴起施行之日了，然而愚臣心中所怀，仍有未尽。臣见到朝臣服其父丧的，期满赴职，衣着锦绣，乘坐丽车，跟从君主祭祀郊庙，鸣玉垂緌，同参节庆之宴，伤害作为人子之道，损坏天地大伦。愚臣建议如果有人遭受祖父母、父母亡丧之祸，都让他们终其丧期。如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领其官职，就优旨慰喻，让其视事，但只是让其处理奏陈本部事务而已，国家吉庆之类的喜事，一律免让他们参加。而烽烟警起，戴孝从军，这虽然有损丧礼，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为臣之言稍有可以采用的，愿请圣上交付有关部门制定相应制度。”

　　魏高祖看了十分高兴，不久这些建议就都得到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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