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李彪传(2)(译文)

李彪传(2)

　　李彪渐被圣上礼遇，加授中垒将军。等到文明太后逝世，群臣请求魏高祖守丧三年，高祖不同意，与李彪往复论议，事情记在《礼志》里。高祖下诏说：“纵观古事，求能并非一途。或是承借微荫，著德当时；或是被拔选于幽陋，而至流名于后世。因而毛遂起自微贱，奋发抗楚之辩，只要有才能，何必拘泥于出身。李彪虽不是出身名门。本来缺少华贵的资本，但他识性严整聪捷，学识博及典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加上忧吏如其家，乃宣我朝之美，如不嘉赏其行为，叙录其功绩，那凭什么劝勉奖励勤劳能干之人呢？可特进秘书令，以酬答他的款诚。”因他参预议论律令的勤勉，皇上赐给他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两头。

　　这一年，朝廷加授他为散骑常侍，出使萧赜。萧赜派他的主客郎刘绘接待对答，并且摆下宴席音乐。李彪辞退音乐。到坐时，李彪说：“齐主既赐宴乐，以劳慰远行之人，适才我辞退音乐，你或许还未体出其中意思。自从我魏丧礼废替，到现在已经很久了，我皇孝性自天，追思想慕没有尽止，所以有今天丧除之议。服三个月的丧，朝中官员才开始除去孝衣，但仍身穿素服处理政事。裴、谢二公在此，臣理应把原因告知，我今日辞去音乐，想来你们不会见怪吧。”刘绘回答说：“辞乐之事，本不惊异。请问魏朝丧礼，它是依据什么？”

　　李彪说：“高宗三年，孝文逾月，而今圣上追念养育的深恩，感谢慈训的厚德，服丧之礼依秦、汉之间礼制，可以说是得礼之变。”徐绘又问：“如要依古，为什么不终三年丧期？”李彪说：“对于皇帝来说，国家大事不可久旷，所以割舍至慕之情，听从朝臣之议。丧期不外乎三年，而今只服三个月，此可谓无礼之礼。”徐绘说：“叔氏太差劲了！专门以礼来要求别人。”

　　李彪说：“圣朝自为绝代的礼制，它关系到许多人。”徐绘说：“文武百官总已听从冢宰调遣，万机有什么可担心它陷于旷怠呢？”李彪说：“我听典籍上说：‘五帝的臣子，臣不如君，所以君主亲自独揽天下大事；三王君臣智力相当，所以君臣共理天下机务；五霸臣子智力超过君主，所以事情由下面决定。’我朝衙门内都是当年五帝那样的臣子，君主亲揽大权，是远效轩唐做法。”

　　李彪将要还朝，萧赜亲自对他说：“卿你前番出使还魏之日，赋答阮诗说：‘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今天你果然来了。卿此次还朝，以后还会来吗？”李彪回答说：“使臣我请赋阮诗：‘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萧赜神情茫然地说：“清都可尔，一去何事？观卿此言，似成长阔，朕理当以特殊的礼节相送。”萧赜于是亲自到琅琊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写诗歌送别李彪，可见萧赜是多么看重他。李彪前后六次衔命出使，南方政权的人惊奇他的正直。

　　后来皇帝车驾南征，假李彪冠军将军、东道副将，不久又假征虏将军。车驾还京，迁任为御史中尉，领著作郎。李彪既被魏高祖所宠幸，性格又十分刚直，于是屡屡弹劾纠肃朝臣，远近之人都很怕他，豪强也不敢妄动。高祖常常喊彪为李生，从容地对群臣说：“我有李生，就像汉代有汲黯一样。”汾州胡人叛乱，皇帝下诏让李彪持节慰安，事情平息，李彪还京之后，朝廷又除任他为散骑常侍，仍领御史中尉一职，解其著作事宜。高祖在流化池宴请群臣，对李冲说：“崔光的博大，李彪的正直，是我们国家求得贤才的基础。”

　　皇帝车驾南伐，李彪兼任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人共同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李彪生性刚强豪倔，与李冲等人意见有不合的地方，便在脸上嘴上表现出来，毫无退让的意思。他自称自己身为法官，无人能够纠奏弹劾自己，于是便经常专横恣肆。李冲积数李彪前后所犯的罪过，便在尚书省衙门内囚禁起李彪，上表皇帝说：“臣听说范典国家、匡治百姓，光化升治、舆服典章，理应无一时闪失。所以晋文公功建九合，犹且被迫在隧道中与其母相见，季氏三代执政，犹在操守问题上受人讥讽。天下固知名节操守的重要，所以不能够虚妄作假。先王既在先时建立宪章，陛下又在今天按之治理，都是为了做到车马服饰有序，礼仪万物没有废落。今按查李彪过去身份平平，因才特受提拔，名耀清贵，在东观司掌文书，频受圣上恩宠，纠奏朝中官员，左加金珰，右授蝉冠。(原有缺文)

　　李彪理应感恩励节，忠心报德。然而他窃取名声忝居职位，立身高傲，仗势刚倔，无法无天。禁中省内，坐车而行，冒取官材，驾驶四匹马拉的车，毫不顾忌惮怕。肆意妄为，傲视人物，愚弄视听，这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宽容？臣召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官员，加上治书侍御史臣郦道元在尚书省聚集，以李彪所犯的罪行状告李彪，讯审其虚实，如他有不知的，必须审问其部下。李彪回答说：‘事实你们都已知道，实际情况如其所弹劾，这些我都知道，还有什么必要召审我的部下。’为臣今日请求以这一事实，免去李彪所居官职，交付刑官审判。”

　　李冲又上表说：

　　“臣与李彪相识已经快二十年了，李彪开始出使南方时，臣见其色厉辞正，才优学博，臣愚蠢地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等到李彪官职升迁，参与言谈宴饮，听到李彪评论古今，品评人物，兴言于侍宴之傍，启论于群英之中，赞赏忠诚识别正直，言论恳切，直来直去，毫不掩饰。即使是诸王之尊位，近臣的显要，只要他们有什么不是，多当面道出。残酷疾忌，矫饰奸诈，厉色正辞，出语恶毒，就像老鹰扑杀鸟雀，凛凛然确实像有公正清廉的节操。臣虽才智卑下，则也嘉尚他的耿直，钦佩其正直，虽觉得他有些太过火，但不觉得这是什么毛病。等到李彪初登宪台，始居纠弹之职，首复引马骑卒传呼开道入宫的礼仪，订下直绳不法行为的纠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很难做到。而李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强势力，他所弹劾的人，全都望风而倒。赫赫威风，振于全国，肃正之称，传遍京城。天下人对他改眼相看，贪暴之人敛手整肃。臣当时见到他的所做所为，确实说过他言行相符，忠诚清正自内而发。然而当时有人私下里告诉为臣，说他十分暴虐，臣当时认为纠弹的官员，人们都很忌怕疾恨，风谤之际，容易生出谣言，心中自不相信真有这么回事。

　　“往年因河阳事，臣与李彪都在领军府，加上太尉、司空以及领军诸官员等，集中阅查廷尉所审问的犯人。当时有人诉说冤枉，二公及臣意欲听理。那人诉说的道理还没完，李彪便勃然震怒，从东面的座位上跃起，捋袖揎拳，口中宣说大胆贼奴，叱吒左右，他高声大呼说：‘南台中把我木手拿来，让我把这奴胁骨打断！’虽然口中说这话，但实际并未真的去取。他又说：‘南台所审问的，只怕还有枉活的，始终没有枉屈而死的，只可依此。’当时众人中被冤枉的过于严重，有许多事实足以证明，然又心中怵于李彪，于是各自沉默不语。因为这件事，为臣于是心中怀疑他滥责无辜，臣审加情察，知其威虐，但仍为体察其采访之由，讯问的情况。粗略而言，其酷急小罪，肃禁为大。总而言之，仍认为其益多损少。所以按住臣心中所疑，不以申奏，实在有失为臣知无不说以求圣上了解情况的道理。

　　“等到去年陛下大驾南征以来，李彪兼任尚书，我与他早晚共事，才开始了解他言行不一，是己非人，专横恣肆，毫无忌惮，尊重自己，忽视别人，安己凌上，以自己的过错弹劾他人，己方事人，喜好别人拍奉自己。听到他说的话觉得他与古代贤人没有两样，检校其行为却是天下奸佞暴虐之徒。为臣与任城琕躬曲己，就像柔顺的小弟奉从暴虐的长兄一样。他所想要做的，尽管事不在理，我们也只好无不屈从。

　　“依李彪其事求李彪其实，诸项列举都有证据。如果为臣列举符合事实，就应在北方就地处决李彪，以去除扰乱国家政治的奸矫之人；如果为臣所说无证，理应流放为臣于荒僻之地，以平息谗言之污人清白。”

　　高祖当时在悬瓠，看到李冲表奏惊叹愕然，说：“怎么会料到留京之人像这样！”有关部门要处李彪以极刑，高祖宽恕了他，除名而已。李彪很快还归本乡。

　　高祖从悬瓠北到邺城，李彪在邺城南部迎拜。高祖说：“朕对你寄予厚望，每每许你以贞松为志、岁寒为心，你理应报国，发挥才能，但近日见到弹劾你的文字，令朕大失所望。卿你遭到这种谴责，是朕与你过不去，是宰相跟你过不去，还是卿你咎由自取？”李彪回答说：“臣的过失咎由自取，罪自身招，实在不是陛下加罪于臣，也不是宰相无辜罪臣。人臣罪既如此，应伏乡野之中，不应远接圣上车驾，但听说圣体有恙，臣肝胆涂地，是以敢至，并不是为谢罪而来。”高祖听取宋弁的意见，准备采用他，又逢留台臣僚表言李彪与御史贾尚过去审理平民恂一案，又有诬蔑不实之处，奏请逮捕李彪。李彪自称此事冤枉，高祖也知道李彪没有此事，便派人安慰他，让人用牛车散载，送他到洛阳。逢大赦得以免罪。

　　高祖逝世，魏世宗登极，李彪自托于王肃，又与邢峦诗书往复，互相推崇，因之李彪请求朝廷恢复他的旧职，重操往日史官职事，王肃等人答应为他出力帮忙。李彪于是上表：

　　“惟我皇之拥有中华，岁越百龄，年几十纪。太祖以不能违命而开基业，武皇以奉养时序而拓开帝业，虎啸中国，龙飞宇外，小往大来，万物咸顺，从此以降。世世代代济其光辉。史官所述，未能充分具其兴盛。加上东观圮坏，册籍缺乏，先王之美随日而落，皇朝大善与月同稀。故有谚语说：‘一日不书，百事荒芜。’到了太和十一年(487)，先帝先后远思大魏皇业，绵远悠长，轰轰烈烈，如不恢复史官阐述著录，怕大业茂功便会有缺。于是召集名儒博达之士，充任秘书省官职。当时圣上忘臣众短，采纳为臣片志，令臣出山，授予丞职，为臣忝居其事，无所与让。高祖时常召臣说：‘平正你的大志，端正手中笔法，书写史事而不按法，后世之人有什么可看的。’为臣奉以周旋，不敢疏怠，与著作郎等人拾捡遗文，并取前记，撰为国书。假如有新进时贤续做此事，臣担心门庭既异，出入生疑，弦柱既变，善者或许成为谬妄。自从太和十五年(491)以来，臣出使国家迁都，为臣频频出使南方，于是记载之笔便停辍不用，史实也不复被载，这对于书功录美，不也是有欠缺吗？

　　“伏思孝文皇帝承接天地之宝，崇扬祖宗大业，大功未就，早早崩殒，黎民百姓，如无天地。赖陛下体明睿之真诚，应保合之大量，恢恢大明以照万物，履践静恭以安定邦国，天清其气，地乐其静，不失不忘，都由旧章，真可谓重明叠圣，百姓安康。惟先皇的开创造物，经治浩广，加上魏典常记、伟迹垂篇，穷理于有象之中，尽性于众变之内，真可谓日月出矣，无幽不被照亮了。《记》说：‘善流者欲以继其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所以《传》说：‘文王开创基业，周公成其大邦。’又说：‘没有周公的才能，不得做周公那样的事。’今日的亲王，可谓能与当年周公相比了。但先王的大计圣达，今王的淳美洞鉴，与前代相比，毫无逊色的地方。时哉时哉，可不光照日月吗！与天地合德的，是先皇开创之功；与日月齐明的，是先皇的洞照之识；与四时周遍的，是先皇的丰功；与鬼神合契的，是先皇的明察；迁都改邑，是先皇的明达；变是协和的，是先皇的玄鉴；思同书轨的，是先皇的远见卓识；守在四夷，是先皇的深远谋略；海外有截，是先皇的赫赫声威；礼田岐阳，是先皇的明识大义；张乐岱山之郊，是先皇的仁德；车驾幸临幽僻荒漠，是先皇的智谋；征伐南荆的，是先皇的礼敬；升中告成的，是先王的整肃；亲祭社稷，是先皇的礼敬；兖实无缺，是先皇的充备；开物成务，是先皇的贞正；观察人文，是先皇的涵蕴；革弊创新，是先皇的志向；孝慈道洽，是先皇的衷诚。先皇有大功二十件，加上谦慎尊位，光被四极，为而不占有，可以说是功包三皇五帝了，实在应该书功于简册，声播于金石。

　　“为臣窃谓史官的显达，大的可与日月齐明，小的可与四时并茂。其中大的孔子、左丘就是，小的司马迁、班固便是。所以他们可以声流于无穷之外，义明于后来之人。故金石可以泯灭而流风不会泯灭的，恐怕就是载史的书籍吧？谚语说‘相门有相，将门有将’，这不只是说他们的性格，还指长期耳濡目染所养成的气质。臣窃谓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就当世有其人了。所以《尚书》称羲和世代掌天地之官，张衡在赋中说‘学于旧史氏’，说的就是世代相传之义。如果像善于冶炼的人的儿子擅长制作裘衣，善于治弓的人的儿子擅长编制筲箕，事物哪有固定的程式，习染成自然罢了。所以说到这里，也可说史官不修书，皇朝事迹便多沦落空旷，因此天人之际的事，不可片刻没有记载。所以司马谈、司马迁记录史实而立下功绩，班彪、班固撰写《汉书》而成名，这是前鉴的轨辙，后镜的蓍草龟骨。然而前代史官不能终其史官之业的有之，这都是暴虐之世不能容忍善人的原因。所以平子离开史馆而成文名，伯喈违弃馆阁而就其素志。而近代伪晋之世，有位叫王隐的佐郎，被著作郎虞预所诬毁，弃官在家，白天他打柴造饭，晚上观文写作，撰成《晋书》，存留一代史实，司马绍让尚书只为他提供笔与纸而已。国家大典，成于私家，末世之弊，竟成这样，史官的命运不济，是因为时代。

　　“而今大魏的史书，职掌它则身家显贵，禄则亲受荣耀，优哉游哉，它给予人以福禄，然而大魏史书不能恢弘，也是有其原因的。故著作渔阳人傅毗、北平人阳尼、河间人邢产、广平人宋弁、昌黎人韩显宗等，都以文才被荐举，国掌注述，都为时不长，不能终其大绩。前著作郎程灵虬与臣同时应举，共掌此事，而今改从他职，不再职掌撰述。只剩下崔光一人，虽然没有移任，然而身兼两职，所以载述之事便空缺了。臣听说记载典籍的兴盛，是由于有其大业，《雅》、《颂》垂荐，由于德美，虽然一时有一时的文质，史书记载也有详有略，然而历代相传，这一基本的特点并没有改变。过去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世有美而你不记，是你的罪过。’所以司马迁之书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曾留意史事，所以久而久之就被人批评。从长远忠实的角度来看，司马谈之志比诸葛亮要贤敏得多。《尚书》称‘不要旷废众官’，《诗经》有‘职掌什么就有什么忧患’，为臣今天虽不在史官其位，然而过去臣曾忝居其职，所以自己现是一介草民而自疏，敢于就此发表看法。语说‘担心的是做一件事情的人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要去做，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人不一定能够去做’，为臣实在谈不上知道，不过是勉强为之。窃查先朝赐给臣‘彪’的名字，远则拟比汉史的叔皮，近则仿效晋史的绍统，推寻名字，求其含义，为臣欲罢不能，荷恩戴德，为臣惟有死而后已。而今臣请求在都城边求得一个僻静的地方，臣好综理国朝典籍，以终了为臣以往夙志，官府给些人力物力，以备所需。虽然臣不敢有光耀今古的奢望，但也不是为了饱食终日。如臣撰述，国史近可望一个月就写成，远的话三年也会完工，正本放在秘书监，副本可藏之名山。”

　　当时司空北海王元祥、尚书令王肃因其没有俸禄，很是赈济他，于是按照当年王隐的样子安排他在秘书省，白衣修史。

　　魏世宗亲理朝政，崔光上表说：“臣伏见前御史中尉李彪，夙怀美意，创修魏典，为臣过去被李彪邀请，与他同掌一业已有多年，他志力贞正坚强，考证撰述不知疲倦，督促劝勉群官，注缀之事大略备举。虽然前一段分开了，臣与他多有废离，但近蒙圣朝重新启用他，还让他综理撰事。而他老而弥厉，史才日新，假如圣上能复他旧职，专攻治书之事，他必定能昭明《春秋》，撰成皇籍。既然先帝委他重任，曾历高官，他背负过错，应从涤洗。愚臣认为现在应让他任职侍中，正职著作，停他外役，让他专心写作，积月累年，国史定会写成。圣上鸿声巨迹，蔚成大章，皇朝盛明气象，记录在册，也可永不泯灭了。”魏世宗不同意。

　　皇帝下诏让李彪兼任通直散骑常侍，行汾州事，这不是李彪所爱好的，他坚决不去，有关部门狠狠地批评指责他。恰好此时李彪染上疾病，持续了几十天，景明二年(501)秋天，在洛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李彪开始任中尉职，以严酷出名，他因奸情难得，于是用木手击打人的肋腋，罪人气绝之后又定其罪的事时有发生。又出使慰问汾州叛逆的胡人，抓到凶顽的人，都被他鞭打面部而致死亡。到了李彪生病后，身上往往出疮溃烂，痛毒备至。死后，朝廷下诏赐给帛一百五十匹，赠镇远将军、汾州刺史，谥称刚宪。李彪在秘书监一年多，修史之业终未完成，然而区分书体，都是李彪的功劳。他讲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他所写的诗歌、颂、赋、诔、章奏、杂笔百多篇，另外有集子。

　　李彪虽与宋弁结下管鲍之交，宋弁为大中正，与高祖私下议论时，犹且把他视为寒贫之辈，一点也没有宽容的态度。李彪也知道这回事，却不记恨他。等到宋弁去世，李彪痛哭不已，撰写诔文哀悼他，语辞备极辛酸。郭祚职掌吏部，李彪为儿子李志求官，郭祚仍以旧第对待他。李彪因自己位经侍中，又兼尚书，对郭祚说应当以显贵后代提拔李志，郭祚不答应，李彪大为恼火，形于言色，当时舆论以此讥讽郭祚。郭祚经常说：“你与义和结交，我怎能饶过你，而让别人怨我呢？”任城王元澄与李彪起先关系也不好，等到任职雍州，李彪前去为李志求取其府中僚佐之职，元澄很痛快地启奏朝廷，求得列曹行参军一职，当时舆论都称赞此事。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