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朱熹传(3)

朱熹传(3)

　　光宗即皇帝位，朱熹再次推辞秘阁修撰的职务，仍旧为直宝文阁，皇帝下诏夸奖他。过了几个月后，任命他为江东转运副使，朱熹以生病为由辞谢，改任为漳州知州。他奏请朝廷免除了漳州属县的无名杂税七百万贯，减少经制钱、总制钱四百万贯。因当地的风俗习惯不合乎礼仪，他择取古代丧葬嫁娶的礼仪之文，张贴出来告示大家，派当地父老进行解说，以教育他们的子弟。当地风俗崇信佛教，男男女女聚集在僧舍之中做传经会，妇女不出嫁的就做庵房居住，朱熹下令禁止这些事。他常常忧虑不能推行丈量土地、划定界限的危害，恰逢朝廷议论要在泉、汀、漳三州推行丈量土地、划定界限，于是朱熹调查访问有关事宜，选择承办人员以及制定丈量土地、划定地界的办法上报朝廷。而当地豪绅中侵夺贫弱百姓土地的人认为对他们不利，极力加以阻止。宰相留正，泉州人，他的乡里亲友也大都认为不可以推行。平民吴禹圭上书指责经界法骚扰百姓，皇帝下诏暂缓进行，又降诏令先在漳州实行经界。第二年，朱熹因为儿子死亡又请求宫观职务。

　　当时史浩入宫见皇帝，请求招收任用天下有声望的人，于是任命朱熹为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朱熹一再推辞，皇帝下诏说：“论撰这样的职位，是用来恩宠著名儒士的。”朱熹这才接受了任命。朝廷派他担任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朱熹推辞。漳州正经界法竟然宣告停止推行，朱熹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用而自己要求弹劾自己。被任命为静江知府，他推辞了，主管南京鸿庆宫。没有多久，朝廷派他出任潭州知州，朱熹极力推辞。黄裳担任嘉王府翊善，他认为自己的学问不及朱熹，请求朝廷召朱熹为太子宫中的僚佐，王府直讲彭龟年也向大臣们推荐朱熹。留正说：“我留正不是不知道朱熹，但是他性格刚直，恐怕到太子宫中不合适，反而会因此受到连累的。”朱熹正好再次推辞朝廷的任命，皇帝下圣旨说：“长沙是国家的巨大屏障，能得到贤能的人最为重要。”朱熹于是接受任命。恰逢洞獠骚扰潭州所属的郡县，朱熹派人把他们这样做的祸福利害告诉他们，洞獠都投降了。朱熹申明朝廷敕令法律，加强武备，制止奸吏的不法行为，抑制豪民，所到之处兴办学校，倡导推行教化，四面八方的学者都来到这里。

　　宁宗即位当皇帝，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和陈傅良，皇帝下圣旨要朱熹到临安来奏事。朱熹一面上路一面推辞，任命他为焕章阁待制、侍讲，朱熹推辞，皇帝不答应。朱熹入宫对策朝廷时，首先说：“从前，太皇太后亲自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陛下恭谨地继承国家大计，可以说是用变通的办法来处理国事，几乎没有偏离过它。从那时到现在已有三个月了，有时反而不能对选择逆与顺、名与实的事情抱有疑问，我暗自为陛下忧虑这些事情。如有可做托辞的话，也只能说陛下的心事，即位前的时候不曾有过谋求皇位的计划，今天不曾忘记思念亲人的心情，这就是所以实行变通的办法而没有偏离过正的根本所在。充满不曾谋取皇位的心事，以竭尽负罪引咎自责的诚意，充满不曾忘记亲人之心，以尽冬温夏凉早晚问安侍奉父母之礼，而父子之间的伦理完全适当了，根本也就确立了。”再次当面向皇帝辞谢待制、侍讲的官职，皇帝亲自写信说：“你研究经术学问有很深的根底，正好借用它来给帝王讲经劝勉、从中答对的职务，不要再苦苦推辞了，以符合我崇尚儒学、尊重大道的心意。”于是朱熹接受了任命。

　　恰逢赵彦逾巡视孝宗陵墓，认为那里土层浅薄，下面有水和石头。孙逢吉重新去巡视，要求另外寻找吉利的地方。皇帝下圣旨要大家讨论，御史台的官吏们害怕讨论这件事，讨论中途停止。朱熹却上奏章议论说：“寿皇（孝宗）有至高至上的德行，埋藏孝宗衣冠的地方，应当广泛地寻访探察有名的山脉，不应该偏信御史台官吏的话，把孝宗的陵墓埋葬在水泉沙砾之中。”没有得到答复。当时议论的人认为皇帝没有回到皇宫大内，那么名实不正而疑议产生；况且金国的使臣要来，会有所窥察暗访，皇帝下圣旨修缮原来的东宫，修造房屋三百多间，打算搬进去住在里面。朱熹上奏疏说：

　　“这一定是陛下左右亲近宠幸的小人倡导编造这一说教来蛊惑、误导陛下，而想通过这件事来实现他们的奸邪用心。我担心不但上帝会震动发怒，灾害怪异多有出现，正当恐惧反省修养自身的时候，不应当兴造这个大工程，以违悖上天谴责时所告诫的惊动众人的用意；我也担心京城地区百姓饥饿交迫流离失所、临近死亡的边缘，或许有人会怨怒忿恨，因而发生其他变故。不仅无法感通太上皇帝的心意，以致没有进见太上皇帝的日期，我也担心孝宗皇帝大殓后没有埋葬，因为孝宗陵墓的位置还没有占卜确定，灵位前的供奉不允许稍有弛缓，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已到了受人尊敬的高龄，孤独之身陷于忧愁困苦之中，早晚奉养尤其不可缺少。然而全国各地的百姓，只见陛下急切地要大量修造朝宫殿堂，迅速建成，一旦轻快自得地丢弃这里而去太子宫殿，迁到安适方便的地方，将士百姓心中将会有愤愤不平的地方。前车之鉴不远，这是应该感到特别可怕的。

　　“我又听说太上皇后恐怕违逆太上皇帝的圣意，不想让他听到太上皇的称呼，又不想让他听到关于内禅的说法，这又思虑过分了。难道不知道如果是这样做的话，而不是婉转地告知，那么父子之间，上面怨恨愤怒而下面忧愁恐惧，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父子之间这一大的伦理常道，是君臣、父子、夫妻之三纲所关系的大事，长久地拖下去而不去解决它，也可能会有假借父子大伦的道理来制造谣言横生事端的人，这又是我十分恐惧的原因。我希望陛下明确地诏示大臣，首先停止修缮东宫工程，而把修缮东宫的人工材料弄回慈福宫、重华宫之间，简单地建造可供休息的殿房一二十间，使它大概马马虎虎可以居住就行了。至于搬到皇宫去的打算，我又希望陛下须下诏书责备自己，减省出行时的车马卫队，入宫之后，暂时改变衣服颜色，如同唐肃宗一样改穿紫色的袍子，在马前面拉着缰绳驾驭马匹，以表明负罪引咎的诚意，那么太上皇帝虽然有忿怒的情绪，也会迅速消散，而父子之间的欢情也就融洽地合谐了。

　　“至于像朝廷的纪律规章纲常法度，我又希望陛下下诏深切地告诫自己左右亲近的人，不要干预朝政。其中确实有功劳而所得到的褒奖赏赐未能满足公众议论的人，也诏令大臣们共同讨论他们的功绩，考查奖赏功德的制度，重重地犒赏他们的功劳。而且凡是号令的弛与张，人才的进用和罢免，就全部把它委托给二、三个大臣，要求他们反复比较衡量，不要固执己见，斟酌采取公论，上奏皇帝而后实行这些决定。有不恰当的地方，把它交给大家辩驳讨论，选择好的意见由皇帝做最后的决定，那么不仅皇帝左右亲近宠幸的人不能干预朝政大权，大臣们也不能专门任用自己的亲信私党，而陛下也得以更加明白熟悉天下的政事，而对得失的计算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对于像孝宗陵墓的占卜选择，我希望陛下废除御史台官吏的意见，另外寻找野外地区，以营造新的陵墓，使孝宗皇帝的遗体能够安稳地寝居于内，而国家和百姓都蒙受福佑于外了。”

　　朱熹这道奏章进呈之后没有得到答复，然而皇帝也没有生朱熹气的意思，每次给皇帝所讲的内容，朱熹都按次序编成册子进给皇帝，皇帝也以宽大的胸怀容纳了。

　　朱熹在上奏劝勉皇帝进一步提高德行时说：“我希望陛下在使用日常费用的时候，以求得放心作为根本，而在研习经书观看史籍时，与儒学多多亲近，多用一些功夫。多召见大臣，切磋治理国家的方法措施，大臣们进殿奏对时，也和颜悦色地对待他们，反复询问探访，用来求出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忧乐，进而又根据这些问题来考察官吏的奸邪正直和长处短处，这样也许能使天下之事各自得到合适的处理了。”朱熹上奏说：“礼经敕令规定，儿子为父亲、嫡孙代父亲为祖父服丧，都要服丧三年；嫡子应当为自己父亲服丧，因故不能执绋服丧，就由嫡孙继承大统而代替父亲执绋服丧。自从汉文帝减少服丧的期限，历代因袭这一期限，于是天子没有三年的丧期。为父服丧尚且如此，那嫡孙代父服丧更是可想而知了。做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废弃衰坏，君臣、父子、夫妻三纲不明白，一千多年以来，没能加以考正弄清楚。孝宗皇帝孝亲之情来自上天，一个月之外，还是服执通行的全部丧礼，上朝穿戴的衣服帽子都是用粗布缝制的，这种孝行应该显著地记录在典籍中，成为子孙万代的法则。近来，孝宗皇帝的遗诰刚刚颁布，太上皇帝偶然感到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参加丧礼。陛下以嫡孙继承帝位，那么承受丧祭重任的嫡孙所应服的丧礼已著明在礼律中，所以应该遵循孝宗皇帝已经实行的方法。一时仓促行事，来不及详细讨论，于是用了漆纱浅黄色的衣服，不仅仅对上违背礼仪规定，而且使孝宗皇帝已经实行的丧礼反而重新遭到破坏，我暗暗为此感到痛心。然而已往的过失来不及追改了，只有将来孝宗皇帝灵柩启行时，丧礼应当重新沿用初丧时的服色。”

　　恰逢奉孝宗神位入宗庙，讨论宗庙更迭毁弃的制度，孙逢吉、曾三复首先要求并祀僖、宣二祖，把太祖神位安置在太庙第一室，合祭祖先时就把太祖神位放在太庙朝正东的位置。皇帝降旨让大家讨论：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位祖先的神主牌位，应该有所归附。自从太祖皇帝首先尊崇这四位祖先的神位，治平年间，有人提议因为年代逐渐遥远，请求把僖祖神主牌位搬迁到夹室去。后来王安石等人上奏认为，僖祖已有了神庙，与稷、契没有什么不一样，请求恢复它的原来位置。当时宰相赵汝愚对于恢复祭祀僖祖很不以为然，皇帝的侍从大多支持赵汝愚的意见。吏部尚书郑侨认为远祀宣祖，把宣祖神位放进孝宗宗庙进行祭祀。朱熹认为把宣祖神位藏在夹室，就是把祖宗的神主牌位藏在子孙宗庙的夹室，神宗重新奉祀宣祖为始祖，已是得到正礼，合乎人心，这就是所谓有祭之后而不敢废弃不祭的道理。朱熹又撰写《庙制》一文参加辩论，认为世间万物岂有无本而生长的。掌管祖庙的人没有转达给皇帝，马上就撤毁了僖祖、宣祖在太庙中的庙室，另外建庙来奉祀四位祖先。

　　当初，宁宗被立为皇帝，韩侂胄自认为有主谋尊立的功劳，在朝中当权。朱熹担心他会危害国政，几次上奏说到这件事，并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同上奏抨击韩侂胄。恰逢彭龟年出朝护送外国使臣，朱熹就一人上疏指出皇帝左右大臣窃取权柄的危害，在讲席上再次申明这个观点。宁宗御批写道：“我怜恤你年岁已高，恐怕难以站着给我讲课，已授给你宫观官的职务了。”赵汝愚从衣袖中取出批复交还给宁宗，一面进谏一面叩拜。内侍王德谦把皇帝的批文直接交给朱熹，台谏官争相要求留下朱熹，宁宗没有同意。楼钥、陈傅良随后把写在黄纸上的朱熹任命状封还给宁宗，修注官刘光祖、邓马日密封的奏章交替呈上。朱熹离开朝廷时，被任命为宝文阁待制，并给他一个州郡职务，朱熹推辞了。不久朝廷任命他知江陵府，朱熹推辞了，并仍然请求朝廷免除他的新旧职务，宁宗下诏让他依旧担任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1195）初，赵汝愚已经担任宰相，收罗招徕全国各地的知名人士，朝廷内外殷切盼望朝政得到治理，惟独朱熹因恐惧韩侂胄当权而忧虑。既多次对皇上说这件事，又几次写信给赵汝愚，认为应当用厚厚的赏赐来酬谢韩侂胄尊立宁宗的功劳，不要让他来参预朝政，信中有“及时制止萌芽时期错误的发展，谨慎小心不可疏忽”的话。赵汝愚当时认为韩侂胄容易制服，对朱熹的话没有在意。到了这时，赵汝愚也因被诬陷遭到驱逐，而朝廷大权归于韩侂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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