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书·文惠太子萧长懋传(译文)

文惠太子萧长懋传(1)

　　文惠太子萧长懋字云乔，他是世祖(萧赜)的长子。世祖生他时年龄还不到二十岁，太祖(萧道成)十分喜爱他。文惠太子姿容丰润，小字叫做“白泽”。

　　宋元徽末年，跟随世祖在郢州城，世祖回来镇守盆城拒挡沈攸之的反叛期间，便让文惠太子慰劳并接待将帅，并让他参与军队工作。朝廷任他为秘书郎，他没去到任。授他为辅国将军，迁任晋熙王抚军主簿。沈攸之事件平息之后，世祖便命他回到都城，太祖当时正值创建霸业之际，对嫡传子孙特别留意，对文惠太子说：“你这一回来，我的事情也就办妥了。”安排他住在府东斋，让他和文武宾客接触。指示荀伯玉说：“在我出行的时候，城中的军队都由长懋指挥。就是在我不出行的时候，府城内外的警卫部队和各门武装，也都要经常交给长懋调遣。”朝廷任命他为秘书丞，他因为此官名和宣帝(太祖的父亲萧承之)的名字同音，不去到任，改授中书郎，迁黄门侍郎，也没接受。

　　升明三年(479)，太祖准备受禅为帝，世祖已经回到京师，他们因为襄阳乃是军事重镇，不想让别的家族来指挥，于是便让太子出来，任命他为持节、都督雍、梁二州和郢州的竟陵、司州的随郡诸军事、左中郎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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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元元年(479)，他被封为南郡王，食邑二千户。当时江南一带还没有嫡皇孙被封为王的，文惠太子开了先例。进号征虏将军。

　　在此之前，梁州刺史范柏年诱降了晋寿逃亡者李乌奴，讨平氐贼杨城、苏道炽等，很有些威名。沈攸之事件暴发，范柏年派遣部将阴广宗领军出魏兴声援京师，同时观望形势，事件平息后，朝廷派王玄邈前去取代范伯年。李乌奴劝范伯年占据汉中不接受命令，伯年还没拿定主意，王玄邈便已赶到，范伯年在魏兴犹豫不愿下来，文惠太子担心他要发动事变，便派人去说服范伯年，答应建议他为府长史，范伯年才进驻襄阳，文惠太子遂把他抓住杀了。范伯年是梓潼人，迁居华阳，世代都是土豪，在当地州里很有名气。宋泰始年间(465～471)，氐寇截断了晋寿的后路，范伯年以仓部郎的身份假节率领数百人前去慰劳打通了道路，从益州路上回报完成了任务，被授为晋寿太守。讨平了氐贼，便任梁州刺史。范伯年强壮有力，很会说话办事，曾因善于回答问题而被宋明帝赏识。被诛杀以后，巴西太守柳弘上书太祖，太祖指示说：“伯年本来可以不至如此的，我也很为他遗憾啊！”

　　当时襄阳有盗发掘古墓，传说是楚王墓，挖出大量的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书宽数分，长二尺，表皮和竹节都像新的一样。盗窃者把它拿来点火照明，后来有人得到十余简，拿给抚军王僧虔看，僧虔说是用蝌蚪文字书写的《考工记》、《周官》的遗缺内容。当时州里派人前往追查，追查出不少文物，因此产生了同异争论。

　　赶上北方的索虏南侵，皇上考虑当出兵樊、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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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元二年(480)，调任文惠太子为侍中、中军将军，设立将军府，镇守石头。

　　穆妃去世，行成服(死者亲属穿着一定的丧服)礼那天，皇帝出来临丧，朝廷中讨论文惠太子是否应该出迎的问题。左仆射王俭说：“根据《礼记·服问》‘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妇’，是说国君为此三人主持丧礼。现在皇上驾临，就是以主丧的身份而来的，虽然从事情上说应该抚慰，但从义理上讲则不应行吊，南郡王(长懋)以下都不应出门奉迎。但最高人物的出临之礼，也是允许变革的，可以从权取消杖绖，移到门外敬立，便足以表达感情了，不必到跟前哭临。至于皇太子既是一宫之主，自然应按照皇上驾临宫中，依据通常礼节来奉候。既然属于成服的日子，而吉礼凶礼又不能互相干扰，因而可以衰帻(用丧巾包头)行事。而望拜止哭等，都可按常规进行。自己不必临吊，但奉迎只按常规，于情于礼，都无不妥。”文惠太子解除侍中之职。皇上考虑到文惠太子因哀伤而生病，不宜居住在石头的山障中，便让他移镇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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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元四年(482)，迁任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世祖即位为帝后，他便被立为皇太子。

　　起先，太祖喜欢《左氏春秋》，让太子讽诵，此事传为口实。做了太子以后，便努力树立名誉，礼接文士，蓄养武人，他们都成了他的亲近左右，他的美德传遍朝廷及各部门。

　　永明三年(485)，在崇正殿里讲解《孝经》，少傅王俭拿些摘句让太子仆周颙撰写义疏。

　　永明五年冬，太子来到国学，亲自策试学生，在座位上问少傅王俭说：“《曲礼》上说‘无不敬’。但细究起来，下级事奉上级，是应当按礼恭敬的，但上级对待下级，应该慈而不是敬。现在都说成是敬，不是太笼统了么？”王俭说：“郑玄说‘礼主于敬’，就应该是尊卑一样都要用敬的。”太子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么忠与惠也可以用一个概念，孝和慈也不必分开来说了。”王俭说：“尊和卑是等级称谓，不能一样，爱和敬的名目，有时是并称的。而忠和惠的区别，的确象您所说的那样，至于孝和慈是一种互相关系，我这里有根据。《礼》上说‘不胜丧比于不慈不孝’，这便是它的含义。”太子说：“本着敬的原则来事奉君王，本着爱的原则来事奉父母，要二者兼行，只能就一方对一方来说的。现在又说要用敬来对待下级，这不是又生出第三个意义了么？”

　　王俭说：“本着敬的原则事奉君主，是要求下级尽心竭力，而上级用敬待下，只是要他不要轻慢而已。”太子说：“同是一个‘敬’，文字上没有不同，但实行上有深有浅，这便令人不解。”王俭说：“这么复杂的含义不可能都有专门的文字来表达，只能大概地表达其中的深浅罢了。《传》上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书》上说‘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这都是经典上明白写着的，可以互相参照。”太子又去问金紫光禄大夫张绪，张绪说：“我认为恭敬是立身的根本，不论是尊是卑都应当遵守。”太子说：“敬虽说是立身之本，但并不是对待下级的概念。《尚书》上说‘惠鲜鳏寡’，为什么不说恭敬鳏寡呢？”张绪说：“现在是分别来说，才有恭和惠的不同，当初是统一表述，因而大家都是这么讲的。”

　　竟陵王萧子良说：“所有礼无非都是强调敬而已，我觉得没有什么疑问。”太子说：“我本来也不是说有疑问，我这样做正是要使概念和实际相符合，分出轻重来。”临川王萧映说：“先提出必敬，是要申明大的原则，尊卑是具体落实的问题，所以放在后面，所以也不必因为有总有略而受影响。”太子又拿这个问题去问各位国学生，谢几卿等十一人都作了笔答。太子问王俭说：“《周易·乾卦》本来是要推布天位的，而《说卦》却说‘帝出乎《震》’。《震》本来并不是天，这意思岂能互相统贯？”

　　王俭说：“《乾》主健，《震》主动，而运动是天的大德，所以说‘帝出《震》’”。太子说：“既然天以运动为德，那么君主自然是体现天德而成其位的，《震》的象是雷，这难道是体现天德而出现的结果？”王俭说：“主持神器的人最好是长子，所以与《震》相呼应，万物都是出于《震》，所以也是和帝有联系的。”

　　王俭又来问太子说：“《孝经》有‘仲尼居，曾子侍’的说法。孝理这东西可谓博大精深，只有大贤之人才能弄通其中的奥妙，为什么孔子不对颜回传授，而要寄托给曾参呢？”

　　太子说：“曾参虽然德惭体二，但孝养侍奉父母能够尽礼，所谓丢开东西要从近处着手，接引人物中间不能有阻隔，要弘宣规教，意义也是这样。”王俭说：“接引不能有阻隔，弘宣虽然也不难，但我们离开圣人的时代已是越来越远，后人便把这事看得很轻。既有‘人能弘道’之说，我倒是担心由于人们的轻视而把道废弃了。”太子说：“既然理是存在的，就不能因人废言，何况让中贤之才的人，来弘扬上圣的教义，岂会有壅塞之嫌？”

　　临川王萧映又问太子说：“说孝是德的根本，我就有些弄不通，德存在普遍的善中，而孝是由于天性，是一种自然属性，难道会是习惯的积累？”太子说：“正因为孝不是由于积习所至，才可以作为德的根本。”

　　萧映说：“在不经意中就可以合乎孝了，并不须要懂得德的原则，大孝能够荣亲，这便什么德都有了，照这样说来，孝怎么能是德本呢？”太子说：“孝有深浅，德有大小，在一定的程度上孝便成了本，你又何必发生疑问呢？”

　　——太子这么大了还参加学习，也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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