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下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青苗法下

　　熙宁三年四月戊辰，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语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

　　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抃曰：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用此为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告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据援非宜。”安石怒，请明著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升之俛首不敢对。上既从安石所改，曰：“不尔，则青苗细事，岂足以逐中丞？”光又云：“公著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

　　己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独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恨，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杭州。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军事推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具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一日）。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兴大计，用贱凌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小有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寝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

　　朱本削去“颢疏云”，《时政记》不载。颢被责非缘此疏，前史官妄载，改书云：“数言常平新法，乞责降，故有是命。”按：颢此疏岂非言新法？绍圣史官猥为王安石讳，遂欲改抹正论，辄加删修。今仍从元祐初本。吕本中《杂说》：正叔尝说新法之行，正缘吾党攻之太力，遂至各成党与，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过何害？伯淳作谏官论新法，上令至中书议。伯淳见介甫，与之剖析道理。气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介甫连声谢伯淳曰：“此则极感贤诚意。”此时介甫亦无固执之意矣。却缘次日张天祺至中书力争，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尤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知制诰宋敏求以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弗循官制，未厌群议，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敏求罢知制诰。诏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人息者。”上令具州县官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黜。上批：“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诬妄事实。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所入章疏与面奏事，前后反覆不一，并落职知县。”戬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宁府上元。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曰：“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并言散钱取利为害，及王安石处事乖谬，专为聚敛，好胜遂非，狠愎日甚；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心知其非，依违不断，观望有避，颠危莫扶。”戬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词气甚厉。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遂与子韶同绌。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知杂事。襄累奏乞罢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襄以言不行，辞不就试，乞补外。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未下，上批：“另进呈。”而改是命。于是上谓安石曰：“经筵殊少人。”安石曰：“何用多？”上曰：“吴申全不能讲，欲候襄受职，留之经筵。曾见襄每引经，亦粗可取也。”

　　襄五奏，据襄集增修。司马光《日记》云：襄虽论常平新法而辞婉，故除官独优。故当时以此让襄也。襄五月辛卯除直舍人院兼侍读，襄卒辞之。

　　太子中允、同提点京西刑狱程颢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颢既罢御史，恳辞京西故也。上谓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奈何？”安石曰：“陛下于邪说纷纷之时，张戬之徒皆末黜，即奖用襄知制诰，颢提点刑狱，又称其平实。此辈小人，若附吕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奸，故纷纷不止也。”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绝灭之中不自知，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舜塈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众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范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上笑。光曰：“李定有何异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孙觉荐之。邵亢亦言定有文学，恬退。朕召与之言，诚有经术，故欲以言职试之。”光曰：“宋敏求缴定词头，何至夺职？”上曰：“敏求非坐定也。联令草吕公著诰词，言兴晋阳之师、除君侧之恶。王安石以谕敏求，而曾公亮以为不可。敏求不遵圣旨，而承公亮之语，但云援据非实而已。”光曰：“公著诚有此言，亦不过欲朝廷从琦言罢青苗耳。语虽过差，原情亦可恕也。今明著于诰词而暴之内外，君不密则失臣造膝之言。若皆暴以为罪，自今群臣，谁为陛下尽言者？臣以为敏求隐晦其语，亦未为失体也。且敏求非亲承圣旨，据公亮之言而为之耳。”上曰：“公亮、安石所传圣旨不同，亦当奏禀也。”上曰：“李常非佳士，属者安石家居，常求对，极称其贤，以为朝廷不可一日无也。以臣异青苗之故，宁可罪臣，不可罪安石也。既退，使人具以言告安石以卖恩。”光曰：“若尔，诚罪人也。”上曰：“有诈为谤书动摇军众，且曰：‘天不佑陛下，致圣嗣不育。’或云卿所上书？”光曰：“臣所上书，陛下皆见之。且臣未尝以奏草示人也。”上曰：“卿所言，外人无知者，台谏所言，朕未知，外人已遍知矣。”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乎？”遂退。

　　五月甲辰，诏罢制置三司条例司。丙午，比部郎中、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王直温权本路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如故。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自直温始。庚戌，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旨散青苗钱，特放罪。修在青州，尝奏疏条陈三事。中书言修擅旨给青苗钱，欲特不问罪。王安石论修殊不识藩镇礼，乃降是诏，先是，上欲复用修。执政问王安石曰：“修何如邵亢？”安石曰：“修非亢比也。”又问：“何如赵抃？”安石以为胜抃。它日又问：“何如吕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谓胜公弼。又问：“何如司马光？”安石亦谓胜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召对，与论时事，更番察其在政府有补与否？”上乃遣内侍冯宗道赐以太原诏敕，谕令赴阙朝见讫之任。安石又曰：“修性行虽善，然见事多乖理。陛下用修，修既不尽理，有能惑其视听者，陛下宜务去此辈。”上问：“谁与修亲厚？”良久，曰：“修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谕。明日，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见多乖理，恐误陛下所欲为。”上患无人可用，安石曰：“宁用寻常人不为梗者。”上曰：“亦须用肯作事者。”安石曰：“肯作事固佳，若所欲作与理背，即误陛下所欲为。又陛下每事未免牵于众论，或为所牵，即失事机，此臣所以不能不豫论也。”时已除修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四月十二日）。上曰：“待修到，更徐议之。”于是安石知修决不附己，益毁之曰：“臣固尝论修在政府必无补时事，但使为异论者附之，转更纷纷耳。”它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词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词诚无用，然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徒事于华词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时修方力辞新命，上未许也。

　　七月，新判太原府欧阳修以病辞宣徽使至五六，因论青苗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辛卯，诏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降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陈舜俞监南康军盐酒税，坐违诏旨，以不散青苗钱自劾也。其后乃上书，称青苗法实便，初迷不知尔。时参知政事冯京欲缘此复用之，宰相王安石曰：“为人反复如此，何可用也！”方是时，畿内方置保甲，且观其端，而知宿州元积中遽乞布之四方，故京师为之语曰：“元积中逆承保甲，陈舜俞翻悔青苗。”闻者以为笑（陈舜俞监税在六月）。壬辰，枢密使、刑部侍郎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王安石变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与韩绛不协，从子嘉问窃公弼论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及胡宗愈攻绛，上以手札与文彦博曰：“太原重地，须谙知边事之人，乃可寄委。早来已指挥中书差吕公弼，见是枢臣，故不及与卿议，要卿知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郎中、权御史中丞冯京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上尝谓王安石曰：“京似乎稳。”安石曰：“京烛理未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及京奏疏论薛向，上以手札谕王安石曰：“试观冯京奏疏，恐不宜使久处言职，虑群邪益诪张为幻。当如何处置？”安石言曰：“臣初固疑京必出于此。盖京所恃以为腹心肾肠者，陈襄、刘攽而已，重为众奸所误，何为而不出于此？《书》曰‘惟辟作威’，又曰‘去邪勿疑’。陛下赫然独断，发手诏暴其所奏，明其不知邪正是非、必挠国政而罢出之，则内外自知服矣。近陛下累曾论胡宗愈事，故已尽其情状，迟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于是吕公弼将去位，上议所以代之。曾公亮、韩绛极称司马光。上迟疑未决，始欲用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论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今但欲兴农事，而诸路官司观望，莫肯向前，若更使异论有宗主，即事无可为者。”绛徐以安石所言为然。公亮言不当以此废光，固请用之，上弗讲，乃独用京。明日，又谓执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为当。安石曰：“比京诚差强。然流俗必以为宗主，愈不可胜。且密院事，光果晓否？”上曰：“不晓。”安石曰：“不晓，则虽强于密院，何补？但令流俗更有助尔。”上曰：“寇准何所能？及有变，则能立大节。”又论：“金日磾都无所知，然可托以幼主。”安石曰：“金日磾与霍光不为异，乃可以济。寇准非能平心忠于为国，但有才气，比当时大臣为胜而已。”公亮曰：“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安石曰：“昔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军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上曰：“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公亮又论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已，则朝廷何以处之？”上遂不用光。癸巳，赐秘书省正字唐坰进士出身。初，坰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当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坰宜在馆阁，故得召对。坰有才辨，韩琦甚爱之。既去，乃闻其言。坰，询子也。癸丑，诏诸路提举常平宫到阙，并令辞见，如有合奏陈乞上殿，即依提点刑狱仪制施行。

　　八月乙丑，司马光对垂拱殿，乞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上曰：“何故？”光曰：“臣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忤甚多。今忤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初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安石与公著如胶膝，及其有罪，不敢隐，乃安石之至公也。”上又曰：“青苗已有显效。”光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耳。”上曰：“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光曰：“凡察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不成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壬申，王安石独对。上谓安石曰：“司马光甚怒卿。”安石请其故，上曰：“光前日上殿乞出，言谢景温劾苏轼必及举主。若朝廷责范镇，臣亦住不得。苏轼刚正，谢景温全是卿羽翼。”安石曰：“臣每称景温平直者，但见韩琦用事，朝廷士大夫号为有名者，亦皆屈意交琦妻弟崔公孺，独景温不肯为公孺少屈，臣以此称之。及吴充为京西转运使，遇公孺若常人，不加礼。”上因问：“吴充可为两府否？”安石曰：“充乃臣亲家。”上曰：“不须避。”安石曰：“若以人望，即吴充亦合为两府。今两制如孙永、韩维，最为可者。然其志未尝欲兴助至理也。”上曰：“充比维辈却晓吏事。”又曰：“两府阙人多，须更得数人。”安石曰：“陛下曾说蔡挺亦必可用。惟有材之人敢作奸，即最难察。陛下但深考道理，明用典刑，则人虽有才而欲为奸者，亦不敢萌奸心。如司马光辈，又安能惑陛下也？”

　　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仍五日一奉朝请。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政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故推曾公亮而沮抑韩琦。御史至中书论青苗事，公亮俛首不答，安石厉声与之往反，由是亦以安石为专，而公亮不预也。苏轼曾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犹以公亮不尽同己，数加毁訾。公亮虽屡乞致仕，上辄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党友尤疾之。至是以疾告，连乞致仕，于是乃听罢相。庚戌，司马光登对，乞许州及留台。上曰：“西京何如？”光曰：“恐非才不能了。若朝廷差遣，又安敢辞？”因拜谢而退。司马光知永兴军，及辞，上谕光曰：“今委卿长安，边鄙动静皆闻。”光曰：“臣守长安，安知边鄙？”上曰：“先帝时，王陶在长安。夏人犯大顺，赖陶得其实。”光曰：“陶耳目心力过人，臣不敢知识外事。”上曰：“本路民间利疾当以闻。”光曰：“谨奉诏。”光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于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十月癸亥，职方员外郎邓绾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维清，双流人。举进士高第，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歌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不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也。”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上使数人迎于中牟八角顺天门调候之。抵暮入门就舍，调候者夜飞奏，于右掖门窍中进入。诘旦召对。时庆州方有夏寇，绾进呈边事，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安石问：“家属俱来乎？”绾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安石曰：“何不俱来？君不归故官也！”后数日，值安石致斋，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奏呈知宁州。绾闻大恨，公语朝士曰：“急召我来，乃使我还知宁州也？我已语介甫，甚不平。”朝士问曰：“君今当作何官？”绾曰：“我不失作馆职。”或问：“君得毋为谏官乎？”绾曰：“正自可以为之。”明日，果有此命。绾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笑骂。绾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寻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二月己未，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问曰：“卿为监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陛下欲为长久计，爱百姓，诚不便。”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充诱瞻曰：“当以知杂御史奉待。”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瞻时出使未还也。

　　四年正月壬辰，诏鬻天下广惠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其当赈济，即以广惠、常平等仓所贮粟麦给之。

　　二月，知永兴军司马光知许州。光在永兴，奏乞灾伤地分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仍牒所部八州军，未得依司农寺指挥催理。诏提举司催理如司农寺指挥，不得施行光牒。光之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不报。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诏光移知许州。光辞，固请留台，久之，乃从其请。光自是绝口不复议新法。

　　四月丁卯，邓绾言：“知亳州富弼责蒙城，官吏散常平钱谷，妄追县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示诸县令，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本州签判管勾官徐公衮以书谕诸县勿使奉行。”诏令乞尽理根治，诏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后收坐以闻。富弼言：“臣凡三奏，乞独坐臣重责，特赐矜贷其余官吏。第三奏乞于青苗事上但有违犯，不以轻重，亦合一面招认。近又开勘院，推究职官见行移文牒往来次。臣切观朝廷力行支散青苗钱斛，必谓有利于天下。然以臣所闻四方群议，此事利少害多，故臣愚意不愿支散，又缘臣为长吏，不欲明明废格新法，将来合散夏料之时，即指挥州司依例举行。又恐诸县便行支散，遂勘会得管勾钱斛官徐公衮、权观察支使石夷庚各曾往诸县季点，遍识知县、县令。臣因密与书题，不得支散，兼令丁宁说：向若妄乱广行支偯，将来人户逃移，带却官本钱斛，县司上下公人必著摊赔。兼徐公衮、石夷庚并曾执覆：‘若如此，恐致不便。’臣即时叱去。二人既不敢违臣指挥，各曾因书传，以臣谕意与诸县，遂亦不敢支俵。昨来不散青苗钱斛，其罪决不在他人，而臣专主其事，情状甚明，所以臣累奏，乞独坐重责，正为此也。以臣今此招伏罪犯并奏事理，并乞降下推院，令照会取勘。臣今且说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以贤不肖，皆知为害，愈久愈深，只是朝廷不知，此亦无可奈何。伏惟况自初行法，内外大小臣僚及被逐者，谏官论列不一，曲尽弊病。又闻后来弊病转多。臣以老病昏塞，不能一一条上，但乞圣慈捡聚前后臣僚理会青苗文字，集百官定议，便见利害。臣如此略具辨明者，只为因朝廷根勘，故难隐默，即非强自文饰，苟求免过。所有今来本州不散青苗钱斛，并是臣独见，情愿当严谴，虽死无悔。其余徐公衮以下州县官吏，只有不合随顺臣指挥愆过，即望圣慈察其情理，别无深切，特与矜恕。又刘挚为监察御史里行，未及陛对，上言亳州官吏昨以住滞俵散青苗本钱，下本路转运司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尚未结绝。访闻命官乃干系人等在禁者甚众，遂成大狱，惊骇物听。臣愚以谓本州官吏所犯，止于不依限支散青苗钱，其罪可以一言定，非有晦隐难穷之状，而起狱不止有司，未测朝廷风旨，张皇事势，连逮证佐。当此暑月，殊可矜恤。欲望速降指挥，严责勘司，须今日近团结其照证人，逐旋先次疏放，所责盛夏，不敢淹延。”

　　六月乙丑，司农寺言：“河北提点刑狱王广廉请广惠仓钱斛并入常平。”从之。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于是弼辞汝州，乞依先诏养疾西京，上不许，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它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降责，犹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今所以不放税，其情可以见也。

　　不放税事见二月五日，盖安石诬。

　　富弼之责也，杨绘草词云弼“天付忠纯”，安石大恨之。

　　八月癸酉，司农寺言：“诸路提举常平官课绩，以岁终考校升绌。其管勾官即令提

　　举司保明，上司农计功酬奖。”从之。

　　十一月戊子，太常丞、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察访淮南两浙路常平等事李承之言：“臣所授勅，专令体量官吏违慢，未尽察访之意。乞许臣择能吏，随才荐举。其有绩行尤异者，具以名闻。”从之。

　　七年二月，上患俵常平官吏多违法，安石曰：“若俵常平稍多，县分专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给纳役钱及常平，度不过置五百员，五百员不过十万贯。今岁收息至三百万贯，但费三十万贯置官，不为冗费也。”上以为然。

　　四月丙戌，王安石罢相，韩绛代之，吕惠卿参知政事。安石执政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遂求去。安石荐绛代己，仍以吕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详见《信任王安石下》）。是岁，诏给青苗钱，陆田以二月，水田以三月。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

　　四月。先是，上批：“闻河北、河东上等户至今流移不绝，或缘与下户同保请常平钱谷，保内人近困乏食，多已逃散，惧将来独于户下催理，故一例迁避。宜令所在体量以闻。”七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诸路体量状进呈，惟磁、相州言有上户流移，多因灾伤阙食，或为分房减口，初不缘下户欠常平钱谷。余皆曰无之。安石遂白上：“磁、相言上户有逃移，亦恐未实，缘其奏称，或为分户减口，岂得谓之逃移？不知当时谁为陛下言此，何不明著姓名，令彼分析，是何处有此事？”上曰：“忘记是谁言此。”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实。若有事实，是州县监司合根究欺弊；若无事实，如此诬陷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目达聪，乃容长此辈，适足自蔽耳。”上曰：“如吴中复即已施行。”安石曰：“两制夺一官，何足以惩奸？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熟也？”

　　神宗忧民至矣。而王安石所言乃如此，因具载之。移去年十一月三日上批附此，庶易于观览也。

　　闰四月丙午，韩琦奏倚阁预买紬绢赊买借贷斛斗。王安石谓韩绛曰：“此不可月。”绛曰：“民纳不得，须着宽恤。”及进呈，安石曰：“近岁以来，方镇、监司争此宽恤百姓为事，以希向朝廷。指仓库不足，则连乞朝廷应副。如预买絀绢，自祖宗以来，未曾倚阁。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阁，朝廷因亦从之。若言灾伤，即祖宗以来，岂是都不曾值灾伤？又赊买银绢，本因配买伤民，遂令供抵当，情愿赊买。韩琦执政十余年，固曾值灾伤，不知曾倚阁预买否？不知曾配买银绢否？近岁监司惟以媚民为事，却不斟酌有无。河北西路监司乃李稷、吴审礼、韩宗道，李稷固已擅倚阁预买，吴审礼、韩宗道亦必不肯违俗，但恐其过为宽贷以媚民。昔苏秦说齐侯厚葬以明孝，高宫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齐。今方镇用心，有如此者。陛下岂宜不察？”上曰：“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北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上尝与二王击毬，戏赌玉带。頵曰：“臣若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二王，岐王颢、嘉王頵。

　　十二月甲午，上批：“诸路提举管勾常平宫，自来未有明降著令，画一职守，致辖下官司不知适从。凡有举动，辄与转运司一例申禀。或非本管职事越次受理，亦有受奏者上下劳弊，宜参详前后指挥以闻。”于是诏常平钱谷庄产、户绝土田、保甲义勇、农田水利、差役、坊场河渡委提举司专勾，转运使、判官兼领，其河渠非为农田兴修者，依旧属提点刑狱司。

　　九年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监修国史。

　　十年，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言：“昔周公勤劳王家，坐以待旦，跋胡囊尾，羽敝口瘏，终能为周家成太平之业，立八百年之祚，身为太师，名播无穷，子孙奄有龟蒙，与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辅，不思经国，专欲自全，置二弟于方镇，以为三窟。及晋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则圣贤之心，岂皆忘身狥物，不自为谋哉？盖以国家兴降，则身未有不预其福者也，顾众人之识近而圣贤之虑远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疲而不更，民疲而不恤，万一鼠窃益多，蜂虿有毒，则恐庙堂之位亦未易安居，虽复委远机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处。乃至投簪解绂，笑傲东山，东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则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国家之安，更无所与让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谋，而欲求其成效，是犹恶汤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适鄢郢而北辕疾驱也。”充代王安石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变更。尝乞召还光及吕公著、韩维、苏颂，又荐孙觉、李常、程颢等十数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遗以此书，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

　　元丰元年五月丙戌，诏诸路州、军并差官一员管勾常平钱谷，十县以上，二员分治。即广南无通判职官州、军，委知州管勾。其下县点检给纳，听以曹官或知县代之。

　　二年五月戊子，蔡确参知政事。时宰相吴充议变法，确争曰：“曹参与萧何有隙，至参相汉，一遵何约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协相而成之，一人挟怨而坏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屡屈，法遂不变。

　　五年十月壬申，诏户部右曹：“于京东、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发常平钱八百万缗输元丰左藏库外，有元丰库杂储诸司羡余钱，自熙宁以前诸道榷酤场，率以酬衙前之陪备官费者。”熙宁行役，乃罢收酒场，听民增直以雇取其价，以给衙前。时有坊场钱，至元丰初，法既久，储积赢羡。司农请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中郡，三年，遂于寺南作元丰库贮之，几百楹。凡钱帛之隶诸司，非度支所主输之数益广，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张舜民《小史》云：神宗于崇政殿后设二十四库，以储钱帛。亲制《置库赋》，其略曰：“在昔前朝，玁狁孔炽。嗟余小子，共承厥志”云云。诸路分将置都作院，河北设五都会，讲好高丽，良以此也。然功未施而上宾，是天未欲幽、蓟之民归于中国乎！元丰库或即崇政殿后库，当考。《实录》卷末云：“聚金帛内帑，每年库以诗一字目之。诗凡三十二字。又别置库，赋诗二十字，但不计库名为门。”

　　六年正月壬寅，户部言：“准朝旨，诸路散敛常平物可自行法，至今酌三年敛散之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粮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丰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三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处，户部下提举司具析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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