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上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青苗法上

　　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请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钱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豫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市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务在优民。如遇灾伤，亦许以次科收熟日纳。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贷，则于田作之时不患阙食（详见《三司条例司》）。司马光在经筵，言青苗钱不便，与吕惠卿答难（详见《讲筵》）。

　　闰十一月，条例司奏差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河东、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员，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又差官同管勾，陕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广东、广西、福建各一员，并令閤门引上殿。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勾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三年正月癸丑，诏：“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违者禁止，立以名闻。敢沮遏愿请者，案罚亦如之。”先是，翰林学士范镇言：“常平仓始于汉之盛时，贱则贵而敛之，恐伤农也。贵则贱而散之，恐伤民也。最为近古。虽唐虞之政，无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苗青在田，贱估其直；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乃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鸣地裂，皆民劳之象也。惟陛下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李常、孙觉亦言：“王广廉近至京师，唱言取三分之息，又开制置司，欲行其法于天下。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仍且试之河北、陕西数路。”初，勅旨放青苗钱，并听从便，毋得抑勒，而提举官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间喧然不以为便，而广廉入奏，称民间欢呼鼓舞，歌颂圣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庚申，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言：“府界人户见倚阁贷粮二十余万石，今又散青苗钱十五万贯，恐民力不能堪。”诏送条例司，召提举官戒谕之。先是，侯叔献屡督景散青苗钱，景以畿甸诸县各有屯兵，每岁课利钱仅能借诸军请给，无有赢余。条例司又别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为青苗钱，而景复有是奏。上初欲令中书戒谕提举官，王安石曰：“若召提举官至中书，诸路闻此，必顾望不敢推行新法，只令条例司指挥可也。”从之。

　　三月壬戌朔，韩琦言：“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青苗钱，须十户以上为一保，三等以上人为甲头。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余钱委本县量度增给，三等以上户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五家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诸县不得避出内之烦，致诸人扇摇人户，却称不愿请领。如不愿请领，即具结罪状，人马递申，以凭选官晓谕。如却愿请本县干系人别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价稍贵愿纳钱者，当议减市价钱数，比元请钱十分不得过三分。假令一户请钱一千，纳钱不得过千三百。臣窃以国之颁号令，立法制，不信其言而使民受实惠，则四方观听，孰不欣服？详熙宁二年诏书，务在忧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谓先王散惠兴利，抑民豪夺之意也。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乡村每保须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既有物力，必不愿请官吏防保内人。下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复峻责诸县，人不愿请。即令结罪申报，选官晓谕。却有愿请者，则干系人别作施行，或具申奏。官吏惧提举司势可升黜，又防选官晓谕之时，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苟免捃拾，须行散配。且下户见官中散钱，谁不愿请从本户夏、秋各有税赋？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积年倚阁、借贷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更增纳，此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纳则甚难，故自制下以来，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固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放息钱，虽取利稍厚，缘有逋欠，官中不许受事，往往旧债未赏其半，早已续得贷钱。兼并者既有资本，故能使相因岁月，渐而取之。今官贷青苗钱则不然，须夏、秋隋税送纳，灾伤及五分以上，方许次科催还。若连两科灾伤，则必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因而寝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不敢具述。本岁河朔丰熟，常平籴米，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若乘时收敛，遇贵出粜，不惟合于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以收其羡赢。今诸仓方有籴入，而提举司亟令住止，盖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己功，县邑小官敢不奉行？岂暇更恤贻民久远之患哉？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因军循储有阙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于一时则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具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忧不能奉行，而遽于诸路遍差提举官，以至四川、广南亦皆置使。恭惟陛下自临御以来，夙夜忧劳，厉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民浸德泽，惟知宽恤，未赏过扰。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常节浮费，渐汰冗食，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欲望圣明更赐博访，若臣言不妄，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癸亥，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曾公亮、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安石曰：“坊郊所以俵钱者，以常平本钱多。农田所须已定而有余，则因以振市人乏绝，又以广常平储蓄。”升之曰：“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耳。”安石曰：“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行此，严行黜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先是，御史程颢言：“成都不可置常平，民多米少故也。”安石曰：“民多米少，则尤不可以无常平。米少则易以踊贵，以常平之兼并，乃不能使米踊贵。”上曰：“颢以为蜀人丰年乃得米食，平时但食豆芋等。今丰年乃夺而籴之，是贫人终身不得米食也。”安石曰：“今常平不夺而籴之，则兼并亦夺而籴之。至于急时，取息必倍。”上曰：“俵青苗钱而纳米方贵，如何令纳？”安石曰：“贵则民自纳钱。”上曰：“纳钱则仓但有钱，凶年何以振贷？”安石曰：“常平米既出尽，则常平但有钱。非但今法如此，虽旧法亦不免如此。”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安石曰：“臣以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亦未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而上烦圣心过虑？臣论此事已及十数万言，然陛下尚不能无疑。如此事尚为异论所惑，则天下何事可为？”上曰：“须要尽人言。料文彦博、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但腹诽耳。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自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安石曰：“今榷盐酒，皆用重刑，以禁民买绸绢。或强支配，以监奸雄。不以此为说动百姓。常平新法，乃赈贫乏、抑兼并、广储蓄，以备百姓凶荒，不知于民有何所苦？民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不至如此易动。大抵民害加其身自当知，且又无情，其言必应事实。惟士大夫或有情，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翌日，安石遂称疾不出。兵部员外郎傅尧俞直昭文馆、同判流内铨。尧俞始除丧至京师，王安石素善尧俞，未即见也。安石数召之。既见，语及新法，安石谓尧俞曰：“方今纷纷，迟君来久矣。将以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还君。”尧俞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然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实告。”安石不悦，遂有此命。参知政事王安石既称疾家居，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朕以卿材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置诸庙堂，推忠委诚，言听既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手札谕安石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见，固请罢，上固留之，奖慰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罢。

　　正月乙卯，既下诏约束强以钱俵散人户，仍戒沮遏愿请者，盖王安石意也。及是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因取前诏，削去“沮遏”、“愿请”等语别行之。后安石出，果以为忤云。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于此，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害政之人。复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搆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于是王安石复谒告，而光有是命。辛丑，司马光言：“臣蒙圣恩除枢密副使，所以屡违诏命不敢祗受者，臣先曾上疏言：不当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又尝因经筵侍坐，言散青苗钱不便。自后朝廷更遣使者三十余人，专使之散青苗钱，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画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闭口不敢复言。今行之才数日，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然后臣乃敢发言。彼言青苗法不便者，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臣窃闻先帝常出内藏库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钱，前日天下常平仓钱谷共及一千余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谓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之法，害尤大也。今陛下令薛向于江淮为贸易，以三百万缗畀之，又散青苗钱数千万缗，其余五十万、三十万者固不足数。陛下若终信条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变更，以循旧贯，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饥殍满野，加以四裔侵犯边境，羽书狎至，戎车塞路，争战不已，转饷不休。当此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乎？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巾，唐之黄巢，皆穷民之所为也。大势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窃惟太祖、太宗躬擐甲胄，栉风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为子孙成光明盛大之业如此其美也。陛下试即取臣所进历年图观之，自周末以来，至于国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间乱离板荡，则固多矣。至于中外无事、不见兵革百有余年如国朝之盛者，岂易得乎？陛下试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追还使者，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虽引而置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为贪荣冒宠之人，未审陛下将何所用之？”

　　王安石既入见，又累奏辞位。上谕韩绛，令绛遣其子趣安石视事。壬午，安石始出视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失陷少钱物尔，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陷钱物之理。豫置绸绢，行之已久，亦何尝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颢、谏官李常皆称有急奏，乞登殿言不当听安石去位，意甚惧。及安石复视事，子韶等乃私相贺。先是，诏诸路提点刑狱体量觉察提举常平宫抑配人户青苗钱，并州县抑遏不散者。及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面责公亮等曰：“为宰相当有职守，何得妄降札子？今体量抑配青苗，又辄去当日诏语！”公亮等不敢抗。癸未，上复遣李舜举趋光受命，且谕上意曰：“枢密本兵之地，自有职分，不当更引他事为辞。”光即奏：“臣若已受命，则诚如圣旨，不敢言职外事。今尚为侍从之臣，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遂称疾谒告。

　　甲申，以韩琦论青苗奏付条例司。右正言李常言：“其尤甚者，至使善良备给纳之费，虚认贯陌，以输二分之息。”上阅常奏，曰：“常平皆经中书行遣。今人言纷纷如此，乃因执政议论不一故也。”公亮曰：“臣本以为不可。”升之曰：“臣本不欲如此。今已书奏，更不敢言。”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上问李常疏如何处置，安石曰：“可令分析是何州县如此。”公亮、升之皆曰：“谏官许风闻言事，岂可分析？”公亮曰：“王安石但欲己议论胜耳。”上正色曰：“岂有此耶？”公亮曰：“此言若诬，天实临之！”安石曰：“始与升之议此法，升之以为难，臣即不强升之。既而以吕惠卿、程颢亦责，升之畏流俗，升之遂肯同签书。当时若升之不同，臣亦岂敢强升之为此奏？天下可行之事至众，但议论未合，即无强行之理。及至朝廷已推行，则非复是臣私议，乃朝廷诏令也。大臣为朝廷奉诏令，自当以身狥之。臣非好以议论胜，乃欲朝廷法令尊，为人所信，不为浮议妄改而已。”上乃卒令常分析。常乃王安石所引用者，既除谏官，言青苗取息非便。安石见之大怒，遂白上，使明出二分息。吕惠卿谓常曰：“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及安石分司，常虽言安石不当去，又言青苗不当取二分息，乞罢之。安石既出而责常曰：“君本出条例司，亦尝与青苗议，今反见攻，何以异于蒋之奇也！”

　　乙酉，韩琦言：“河朔连岁丰稔，编户安复。兼臣已老病，愿罢臣河北安抚使。”从之。其实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是时陈留亦不敢散钱，知县、大理寺丞姜潜知必不免，称疾去官。司马光谒告之六日，上复趣令入见。光言：“近臣上疏，未闻采录，独以何心，敢当高位？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庚寅，诏收还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

　　林希云：凡除两府，听其让遂止者，国朝未之有也。希又云：先是，光每因事请对，或上召光，已立下殿，安石必以条例司先光而进其所陈，皆所以沮难光者。光有所言，上酬答，皆安石之言，如对严敌。及罢枢密入谢，上中夕批付閤门，使光诘旦对。安石本无进呈事，遽取数卷书，率韩绛上殿，又先光而进，惟恐上闻光言而悦也。閤门官吏皆为之窃叹。

　　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权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欲罢之。曾公亮以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亦数论奏。”上曰：“此事何豫于枢密副使？光不当以此辞。”公亮乃已。

　　三月壬辰朔，曾公亮、陈升之皆称疾在告，与王安石争青留钱不胜故也。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书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书凡三返，文多不载。乙未，制置三司条例司言：“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画一申明，使知法意。今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与物力高强户，或留滞百姓，不为及时给纳，故纵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縻费；或不量民物力，给与钱斛太多，致难催纳；或不能关防辨察，令浮浪之人为一保，冒请官物，致难催纳；或拖延不为及时催纳，却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类。自是州县官吏弛慢，因缘为奸，不可归咎于法。乞令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觉察，依条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罚。安抚、转运、提刑、提举官失于觉察，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从之。条例司奏转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看详疏驳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须再辨列，欲望亲览后，付中书、密院看详，及送御史台集百臣定议。如臣言不当，甘从窜殛；若制置司处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奏施行。”上阅琦奏引《周礼》“丧纪无过三月”等语，安石驳：“此乃赊买官物，非称贷也。”上曰：“此必强至所为，至与曾公亮姻连。”安石曰：“至亦赵抃亲家也。”至，钱塘人，时为大名府路机宜，故上疑至为之。群臣言常平章疏，上悉以付安石，安石复言于上曰：“章疏惟韩琦有可辨，余人绝不近理，不可辨也。”上然之。范镇言：“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则岂得不为愧耻？”是日，陈升之以母老乞罢，上固留之。升之退，上谕安石曰：“若听升之罢去，人言必又纷纷。”安石曰：“升之意有何言？”上曰：“意似郁郁不乐，但不言耳。”安石曰：“臣与曾公亮、陈升之议事多有不同，臣固不敢曲从。自来参知政事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议事，参知政事唯喏而已。欧阳修当时有所异同，然终不能夺韩琦所为。臣备位中书，吏人皆怪骇，以为不当如此。曾公亮、陈升之固习近事，不能平，臣亦屡与人言。臣于上前论议，虽上有所指挥不当，亦未尝敢阿顺，岂容阿同列？察臣所以事上，即同列，亦可以恕臣本心矣！”上曰：“卿既任事，岂苟顺人情也？”丙申，右正言孙觉言：“窃见制置三司条例司画一文字颁行天下，晓谕官吏，其凡有七。至于论敛散出入之弊，将来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论，乃援引经义，以傅会先王之法，与防微杜渐、将以召怨贾祸者，臣得极陈之，其条有三。”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学名世，行义得君，乃不本仁以出号令，考义以理财赋，而乃佐陛下为此病民敛怨之术。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皆位冠百僚，身辅大政，首鼠厥议，曾无执守。谏官或以执事隔绝，或阴窃符同，四海万里，蒙毒莫诉。臣于安石，虽有故旧之义，苟怀私而不言，谁复为朝廷言者？中丞吕公著极论其不可，乞检会臣累奏施行。”张戬言：“天下之论，难掩至公，在于圣明，动必循理。无适无莫，义之与比者，建议谓便而试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罢之，是顺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务也。昔非今是，何惮改为？”监察御史里行程颐言：“明者见于未形，智者防于未乱。况今日事理显白易知，若不因机急决，持之愈坚，必贻后悔。悔而后改，为害已多。近日条例司疏驳大臣之举，奏劾不奉行之官尽沮公议，先失众心。权其重轻，未见其可。乞检会臣前所言，早赐施行。”于是进呈孙觉疏。王安石谓觉所言无礼，读不及终而止。上曰：“人言何止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以至台谏臣有异，则人言纷纷如此，何足怪？”赵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是也。”安石曰：“先帝诏书，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称濮安懿王为考，此是何理？”（余见《濮王议》）上曰：“宗室事何以不纷纷？”安石曰：“以两府大臣共议，故大臣无摇动者。又陛下不疑，故异论无从起。”上曰：“均输事何以无人言？”安石曰：“人言岂少？吕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薛向，而言薛向体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复敢为诬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悦，但陛下初即位，以为善政，不敢异论。然自初施行，阴欲沮坏，至于百端。其后陛下海见提举官上殿，辄问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内外交结，共为诬妄也。”陈升之曰：“岂可使上不访问群臣？此皆提举官所在张大妄作，故致人言耳。”安石曰：“提举官到任不过数处，若妄作，即须有事实。全无事实可说，即其言岂可听信？”上又语及程颢疏，安石曰：“颢至中书，略谕以方镇沮毁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谓之疏驳大臣章奏。”颢乃言：“大臣论列事当包含，此为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则是纵使邪说诬民，而令诏令本意更不明于天下。如此，则异议何由贴息？”

　　诏及颢疏据朱本附见。《日录》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削去。上因论及台谏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谓得人心者，以有理义。理义者，乃人心之所悦，非独人心，至于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宁者，以行事有理义故也。苟有理义，即周公致四国皆叛，不为失人心；苟无理义，即王莽有数十万人诣阙颂功德，不为得人心也。”《日录》在三月四日乙未，《末本》附五日丙申，今从之。

　　它日，安石与韩绛请上更晓谕台谏，无使纷纷。上曰：“安得如许口颊与说？”上又谕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众论。安石曰：“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吕公著累奏乞罢提举官。王安石读至“取大臣章奏疏驳巧为辨说，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镇逐条疏驳，而执法乃不以为非；方镇作无理章奏，朝廷谆谆晓谕，而执法乃为之巧为辨说，即非理之正。言事官当逐条辨论其非，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今但言巧为辨说，而不见辨说之不当，则其情可见矣。”上怪问：“上下纷纷，何至此？”安石曰：“陛下作法，宰相摇之于上，御史中丞摇之于下，方镇摇之于外，而初无人与陛下为先后奔走御侮之臣，则人情何为而不至此耶？”又读至“止令提点刑狱或转运使管勾”，安石曰：“比曾公亮亦有此奏。陛下试思：府界若无提举官，止有吕景，则此法已不得行。京西无提举官，上有提点刑狱，则已言人皆不愿。请以此验之，则不设提举官，付之它司，事必不举矣。”上患官吏慢法而不奉行，安石曰：“提举官虽卑，然以朝廷之命出使，尚未敢按举州县不法，即已纷纷然以为陵轹州县。言事官本当为朝廷守法，乃更朋比流俗。如此岂是正理？”上以为然。上遣刘有方谕司马光，以光累有辞避，已行褒许为银台司，不行，下诏书令有方谕旨，依旧供职。是日，光入对于崇政殿，因再拜谢上曰：“此命尚未罢也，朕特加卿，卿何为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禄之罪大故也。”上曰：“卿受之而振职，则不为尸禄矣。”光曰：“今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臣安得免为尸禄之人？”上曰：“相反者何事？”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放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上曰：“今士大夫汹汹，皆为此言。卿为侍从臣，闻之不得不言于联耳。”光曰：“不然。向者初议，臣在经筵，与吕惠卿争议论，以为果行之，必致天下汹汹。当时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则固未知，非迫于浮议而言也。”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卿见元敕否？”光曰：“不见。”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宿州强以陈小麦配民，卫州留滞不散。朝廷已令取勘违敕强民者，朝廷固不容也。”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于抑勒也。”上曰：“卿告敕尚在禁中，朕欲再降出，卿当受之，勿复辞也。”光曰：“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且诏令数下而臣数拒违，于臣之罪益重，于陛下威令亦为不行，上下俱有所损，愿陛下勿降出也。”上曰：“卿何必如此专狥虚名？”光对曰：“凡群臣得为两府，何异自地升天？臣与其狥虚名，孰若享实利？顾不敢无功而受禄耳！”上曰：“卿所言，皆非卿之职也。”光对曰：“臣惟恐受敕告则不能言职外之事。今者不受，为贪陈国家之急务耳，非为身也。”上敦谕再三，光再拜固辞，上曰：“当更思之。”范镇罢为通进银台司。初，镇言：“韩琦奏中书自当施行，不须下条例司，及不当令李常分析封还诏书。”圣旨谕镇行下数四，犹不肯。会司马光辞枢密副使，上许之。镇又封还诏书，曰：“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上令再送镇行下，镇又封还曰：“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于坊市细民，莫不欢喜。今一旦追还告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上不许，以诏书直付光，不复由银台司行下。镇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遂乞解银台司，许之。上御集英试进士，叶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为第一。”（详见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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