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战争(61)_丹尼尔·凯斯

六一

　　一直到1983年4月，佛杰法官才批准他参加一日游——即使如此，比利还是必须要有一名治疗小组的成员、或是一个肯“负责任”的人陪同。

　　比利不懂，为什么他接受的治疗待遇异于其他精神病患——那些杀人犯，只要他们的心理医师说他们对自己或他人再也不具危险，他们就可以获准离开了。

　　他说，自从他在1979年被捕之后，他就不太会穿越马路。他变成一个模范病人，他经得起很少有人能忍受的待遇。必须和一名“训练员”共处已经够糟了，还要列一份“获准”的名单令他很烦恼。

　　名单上有作家，还有几名医院戒护人员，包括一位叫做莫莘蒂的年轻护士，她几乎每天都被派来陪比利。和其他多数工作人员一样，她认为他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只要一有机会，莘蒂就会替他辩护。

　　雅典治疗小组灵活地阐释佛杰法官的指示，他们把“日间外出”定义为自早上七点钟起，至天黑为止。实际上，是到“熄灯”为止，大约是晚上十点钟的时间。比利租了间房子，他可以整天在那里画画，也可以为将来在“试验性外宿”而离开院区时做准备。

　　遗憾的是，住在他正对面的就是雅典郡治安官艾罗勃之子。

　　[2]

　　1983年7月21日，韦霍德专员在哥伦布市假释局局长的命令之下，开始秘密调查比利在人员陪同下进出医院做日间外出的情况。

　　艾罗勃治安官通知韦专员，比利每天都会乘坐一台黑顶的黄色道森小卡车来往医院和租屋之间，车主登记的是莫莘蒂。他形容她身高五呎四吋，中等身材，有一头乌黑的及肩长发。他说，从上个月底开始，比利白天时间就都待在那间屋子里。

　　治安官提出建议，他叔叔的屋子就在附近，是个很适合拿来做秘密监视的地点。

　　韦专员穿着脏牛仔裤、一件紧紧绷住大肚皮的破t恤和一顶农夫帽，他开车前往该区。把车停妥后，他从西边树林接近比利的住处。那个角度看不到屋子或庭院，所以他要绕到东边去。

　　突然间狗儿大吠，比利冲出屋子，他把狗放出来。“去抓他，西泽！把那个混蛋找出来！杀了他，塔沙！”

　　韦霍德退进树林以避开那群狗，他一直看着那栋屋子直到天暗下来。前廊的灯点亮，他看到比利和一名黑发女子坐上黄色道森离开。

　　隔天早上七点廿六分比利回到屋子时，前廊的灯还亮着，车道上却没有车。七点四十九分，道森转进来，韦霍德拍下比利与那黑发女子驾车离去的照片。

　　当天下午，艾罗勃建议韦专员乔扮成该区捕土拨鼠的猎人，并给了他一把点二二的来褔枪。

　　韦霍德在报告中写道：“我接近房舍，看到密里根正在院子里割草。我走进院子里和他打招呼。我向他表示，我正在猎捕土拨鼠，不想打扰他。该名假释犯则向我表示，他很欢迎我在他的土地上捕猎，他希望我能帮助他除掉一些土拨鼠。我到附近做准备时，他便继续在院子里工作。”

　　尔后，韦霍德向他的邻居询问，大家都说他们常看到比利在田里作画，那个黑发的女人也常陪着他。

　　韦霍德在7月22日晚上八点完成他的调查。他在地方假释局办公室口述报告时，治安官艾罗勃打电话说，他看到比利和那位名叫莫莘蒂的黑发女子走在雅典市中心的法院路上，他已拍照存证。

　　莫莘蒂告诉比利，她对于受到监视及威胁的事感到害怕。“你真的觉得有人要杀你吗？”

　　“错不了的。有人买凶杀我。他们想让我死，或是让我终身监禁。”

　　“我很怕，比利。我想我最好离开。我们不应该再见面了。”

　　“我想你说得对。我会想念你的，我也不希望你活在恐惧中。”

　　9月20日，《邮报》报导治安官艾罗勃承认曾经派人监视。“是我要求假释局介入的，”他告诉记者，“最初做联系的人就是我。”另一位记者提到比利的法院命令规定，只要治疗小组批准，他就可以在莫莘蒂的陪同下于白天时间离开医院，艾罗勃反驳道：“如果他的病已经治好了，就应该把他关到监狱去。”

　　治安官的立场很典型，就和那些对比利与假释局间复杂难明的关系感到迷惑的人一样。由于他在1979年攻击三名女性的案件中“因精神异常而获判无罪”，所以在既有的俄亥俄州法律下，他是不会因那些罪行被送进牢里。他只能被留在形同监狱般、保安最为严密的精神病院中，直到心理健康局确定他对自己及他人均不具危险性为止。就这个情形而言，多数精神病患都会被释放。那也是比利一直期待和盼望的结果。

　　他和他的律师都为，假释局连其他更残暴、更冷酷的囚犯和累犯都准予假释，那么应该也一样会让他继续假释在外。

　　比利一次又一次指出他没有违反半条法规，自从他受诊以来，甚至连穿越马路都不曾有过。他认为在心理健康局解除监管、法院释放他之后，他还是可以继续假释在外，接受几年自主权的监督后解除禁令。

　　时有所闻的传言令他深受困扰，他听说假释局的局长苏约翰基于私人理由，一直都想用“违反假释规定”的名义将他送回牢里，服完他剩下的二到十五年徒刑。只要心理健康局一宣布他对自己及他人不具危险性，苏约翰就会采取行动。

　　然而，由于他的律师戈爱兰在询问后确定传言不实，比利才试着扫除这个念头。

　　在比利的下一场公听会后，佛杰法官不顾治安官艾罗勃的一再反对，终于批准比利的“试验性外宿”计划。1984年2月3日，《哥伦布市公民报》头版头条大幅报导：

　　无需护卫的外出——密里根争得更多自由

　　记者范海利引述密里根在证人席所说的话：“我的生活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我真的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也很在乎什么是对的、什么又是错的。我曾遭人强暴。我学会了什么叫恨。我的行为不是针对女性，而是针对每一个人。我以为这个世界应该就是那样的。我以为人们都打算伤害别人，我不在乎自己是生是死。”

　　接下来的那一年，密里根与治安官艾罗勃之间的对峙激增，一直到艾罗勃逮捕比利，但比利发誓他从未犯下该罪。

　　有关该次逮补的详细内容已转交至假释局：

　　假释局报告

　　1984年11月22日，在俄亥俄州雅典市米斯先生的其中一间谷仓里，被人射进一颗猎枪的子弹。猎枪子弹进入谷仓、射进停在谷仓里的拖车，穿过冰柜后从拖车的另一侧射出去，卡在谷仓的另一端。总计损失超过一千六百元。一名叫做罗布斯的男子向雅典郡治安官办公室坦承，他要为猎枪事件负责，他声称假释犯是开车的驾驶。罗布斯也向雅典心理健康中心的马戴维先生透露，事件发生当时，假释犯人是和他（罗布斯）在一起的，他（密里根）也知道罗布斯的意图。值得一提的是，罗布斯在最近向雅典郡检控官办公室所做的陈述中说，他“并不确定”假释犯是否清楚他（罗布斯）的意图。

　　另外，助理检控官陶伊说，可能会就该名假释犯涉及威胁杀害雅典郡治安官及其家人的行为提起公诉。附带一提，这项威胁的指控是由治安官艾罗勃提出的。

　　开枪的前雅典心理健康局员工罗布斯被控蓄意破坏的重罪。他供词反复，在接受艾罗勃的审讯之后，罗布斯告诉检控官，他一再改变供词是因为受到密里根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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