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船伞兵(29)_海因莱因

二九

　　“不必再说了。够长了。它意味着这种惩罚不同寻常，于是非常有用，可以阻止错误的发生，可以教导学生。现在我们再说那些年轻的罪犯。当小孩子时可能从来没有挨过打，犯罪之后肯定不会遭鞭打。通常的程序是：第一次违法，给予警告：骂一顿而已，通常不会立案；几次违法之后，监禁，但是延期执行，给这个年轻人缓刑。一个男孩在最终受到惩罚之前可能会被捕多次，几次被判有罪，最后只是一关了之，跟其他犯罪分子待在一起，从他们那儿学到更多的犯罪手段。如果监禁期内没惹出大麻烦，他还可以逃过这种过于温和的惩戒手段的大部分，他能得到缓刑，用那时的行话来说就是假释。

　　“这个难以置信的程序可以一直延续好几年，与此同时，他的犯罪频率和邪恶程度都加大了，却不会受到惩罚，除了条件舒适的监禁以外。随后，突然间，通常是到了法律规定的十八岁成年生日，这个所谓的‘青少年违法者’成了一个成年罪犯——有时仅仅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之后就在死囚室里等着执行，因为犯下了谋杀的重罪。你——”

　　他又把我挑了出来。“假如你只是责骂你的小狗，从来没有惩罚过它，让它继续在屋子里随地便溺……偶尔把它关在外面一次，但是很快又把它放了进来，只警告它不要再犯错误。随后有一天，你发现它已经是只成年狗了，却仍然没有教养。于是，你拿出一把枪，把它打死了。你有何感想？”

　　“那是我听过的最荒唐的养狗方法。”

　　“我同意。也可能指养育孩子。这是谁的错？”

　　“嗯……我猜，是我的。”

　　“再次同意，我不像你，连猜都不用猜。”

　　“杜波司先生，”一个女孩突然开口，“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在小孩子欠揍时不打他一顿？对于犯了错的年纪较大的那些，为什么不用皮带抽一顿？——这才是他们不会忘记的教训！我是说，那些干了很坏的坏事的人。为什么不呢？”

　　“我不知道。”他冷冷地说，“我只知道，有些方法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能向年轻人灌输社会道德，教会他们尊重法律。但蒙昧的伪科学阶层却拒绝接受那些方法，那些人自称‘社会工作者’或‘儿童心理学家’。我们所说的方法他们显然觉得太简单了，因为人人能作，只要拿出训练小狗时的耐心和决心就行了。有时我真怀疑他们心里暗自很喜欢天下大乱——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老天！”那个女孩回答道，“我并不比其他孩子更喜欢挨打，但只要有必要，我的妈妈就会动手。我在学校惟一一次被责打的当天，我在家又挨了一顿——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从来没敢想过被押解到一个法官前，被判处鞭刑。只要你遵纪守法，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不觉得我们的社会体系有什么问题，比担心生命安全、不敢到外头去强多了。”

　　“我同意。年轻的女士，那些好心人的动机是一回事，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大得可悲。对于道德，他们没有科学理论。他们的确发明了一套道德理论，也尝试着将它投入实际运用（我不应该嘲笑他们的动机）——但是它一半是昏了头的自以为是，另一半是因为这种弥天大谎听上去振振有词。他们越是真诚，就越是误入歧途。知道吗，他们假定人生来便具有道德感。”

　　“可是先生？我想——人是这样的呀。我自己就是。”

　　“不，亲爱的，你有的只是一颗经过耕耘的良心，一颗精心训练而成的良心。人的本性并非向善。你不会生来就具备良心，我也不会——小狗也没有。我们之所以获得道德感，靠的是训练、教训和头脑做出的努力。那些不幸的青少年罪犯也是生来一张白纸，跟你我一样，但是他们没有获得道德感的机会。他们的体验不允许有这样的机会。什么是‘道德感’？它就是生存本能的具体表现。生存本能是人的自然表现，我们性格的每一方面都从它而来。

　　任何与生存本能冲突的东西都能或早或晚除掉这个人，因此，这种东西在接下来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便不会出现。这个真理可以用数学表达，每一步都是可证明的。生存永远是最高指令，控制着我们的一切行为。

　　“但是生存的本能经过耕耘之后，”他继续着，“成为比盲目的、畜牲般的生存需求精细得多、复杂得多的各种动机。年轻的女士，你所谓的‘道德本能’，其实是你的长辈们向你灌输的、比你自己个体的生存更加重要的其他更强烈的需求。例如，你的家族的生存，或者，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孩子的生存，或者是你的国家的生存。继续数下去，这个名单还能一直向上延伸。一种科学的道德理论必须以个人的生存本能为基础——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基础，同时还必须正确描绘各种生存的层次，指出每一层的动机，解决各层次需求之间的冲突。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理论，可以解决任何一个层面上的道德问题：个人利益，家庭之爱，对国家的义务，对人类的责任，甚至可以将这种理论扩展到非人类的种族上去。所有与道德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没有哪个人的爱比得上一只以死保卫幼崽的母猫。一旦你们明白了那只猫所处的困境，以及它是如何解决的，你们就可以开始检视自己，看看自己在道德的阶梯上能攀爬到多高的位置。

　　“那些青少年罪犯爬得很低。只有出生时那点生存本能，他们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只不过是对于某一组织——街头帮会——并不牢固的忠诚。但那些好心人却妄想‘唤醒他们善良的天性’，去‘触动他们’，‘激发他们的道德感’。废话！他们没有‘善良的本性’。经历告诉他们，他们靠他们那一套活得满好。小狗从来没有挨过打，因此它认定自己已经成功完成的乐事一定‘符合道德标准’。

　　“所有道德理论的基石都是责任，对于一个团体来说，责任的重要性相当于个人利益对于个体的重要性。没人把责任以一种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教授给那些孩子——也就是说，以责打的方式。

　　相反，社会不断地给他们宣扬的是他们的‘权利’。

　　“没有任何一个人与生俱来便具有任何天赋特权，所以，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杜波司先生停顿了一会儿。有人禁不住接过话头。“先生？可是，’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确是人的天赋特权呀。”

　　“噢，是的，是所谓‘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个调调儿时时刻刻都有人引用。生命？一个即将淹死在太平洋里的人有生命的‘权利’吗？大海不会倾听他对自己‘权利’的呼吁。一个必须以死来拯救他的孩子的人有生命的‘权利’吗？如果他选择保留自己的生命，这么做是因为他有这个‘权利’吗？如果两个人处于饿死的边缘，除了吃掉对方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以继续生存的方法，那么他们中哪个人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呢？至于自由，那些签下伟大宪章的英雄发誓以他们的生命换取自由。自由从来不是‘不可剥夺的’，必须时不时地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换取，否则它就会消失。

　　在那些所谓的人类的天赋特权之中，自由是最不可能轻易得来的，它从来不是免费的。

　　“第三个‘权利’——‘追求幸福’？它的确是无法剥夺的，但它并不是一个权利。它只是个普遍的存在，暴君不能将其剥夺，爱国者也不能重新树立。把我关进地牢，架在火上烧死，或是立为万王之王，不管怎样，我都能‘追求幸福’，只要我的脑子还活着——但是，无论上帝还是圣人，无论智者还是灵药，都不能保证我得到幸福。”

　　接着，杜波司先生又转向我。“刚才我告诉你‘青少年违法者’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违法者’指的是‘不能承担责任’。但责任只是成年人的美德——只有当少年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他才能明白责任的意义，并将责任看得比天生的个人利益更为重要。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一个‘青少年违法者’。但是每一个青少年罪犯的身旁总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年违法者，这些成年人要么不知道他们的责任，要么知道责任而没有承担。

　　“正是这个软肋摧毁了过去那个很多方面都值得赞赏的文明。

　　横行在大街上的小流氓是一个外部症状，表明那个文明已经身患重病：其公民（所有的人都是）只知道称颂着‘权利’的神话，却忘记了他们的责任。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国家是不可能国运长久的。”

　　我不知道杜波司中校会怎么给迪林格分类。是个不得不除掉、同时又让人怜悯的青年罪犯，还是个成年违法者，只配遭到人们的蔑视？我不知道，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只知道他再也不会杀死小女孩了。

　　知道这个就行了。我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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