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征战实录(29)_蔡仁照、孙科佳

二九

　　毛泽东当然倾向于这种带有积极防御色彩的战略性进攻，在他曾经指挥过的大小战役中不乏这种精彩之笔。然而，毛泽东不仅仅具备了战略家的胆魄，更重要的是具备了政治家的深邃灼见。他深知，这一着将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不利。

　　于是，他难下决心，再次举棋不定。

　　毛泽东站在延河水边，平静的水面倒映着西北灰浑的天际。他凝视着河水，仿佛看到蒋介石在向德国日本“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此刻，他做了最坏设想。

　　他深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

　　他久久地望着迷蒙的远方。

　　军事行动会给政治带来极大的不利吗？战争是什么？毛泽东有着自己的战争观，他曾反复告诫过全党：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当政治在前进道路上遇有障碍，用和平的方式不能解决，于是出现了战争。战争是用来扫除政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特殊工具。

　　眼下，国民党已步步逼进，生存便是政治。尽管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投降日本的时候，向国民党发动局部战争是一种冒险，但比较被国民党军队赶过黄河，“置我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到底是危险性较小的一种冒险。

　　毛泽东善于把战争诗化，也有着“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气概。此时，他也许想起一、二，三次反“围剿”那种硝烟中的浪漫，也许想起克劳塞维茨“防御中应有进攻的利剑”这句他颇为赞赏的名言，也许看到一支浩荡的大军在创造着人间的奇迹……

　　11月3日，毛泽东不再徘徊，他在取得了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后，毅然决定：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起草答复何白“皓电”，准备示以团结姿态，并指示皖南新四军军部“答应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军事行动的时间；一方面采取重大军事步骤，以15万精兵分几路深入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同时，毛泽东拟就“炸弹宣言”，并通知重庆办事处等中共在国民党区域的机关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

　　弓举弩张，一切引弦待发。

　　然而，这毕竟是孤注一掷的重大冒险步骤。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一重大决定必须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理解和支持，才有备而无患，并有利于在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爆发后长期作战。于是，毛泽东向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发出了请示函。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室。

　　参谋处长岳星明来回踱着，他这种机械反复的动作已经从早晨6点持续到下午4点。尽管如此，他的目光似乎一时也没有离开皖南地区的军事沙盘，沙盘在告诉他：

　　新四军皖南部队万余人，正面抗击着芜湖、繁昌一带的日军第15师团和116师团，其余三面受到蒋介石军队4个师4万兵力的防范和监视、右有第25军的52师和108师，左有新7师，后有川军的144师。

　　岳星明不愧为是训练有素的参谋处长，随着那长时间机械反复动作的停止，一份完整的“防堵计划”也跃然胸中。

　　傍晚，《防堵皖南新四军作战计划》端端正正地摆放在顾祝同的办公桌上。

　　莫斯科。

　　斯大林第五次拿起毛泽东的请示函：

　　……蒋介石计划是驱逐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反共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在我们取让步态度而彼仍坚决进攻之时，我们拟举行自卫的反攻。在日蒋夹击中，如不采取此种军事步骤，打破进攻与封锁是不可能的，我之地位是很危险的；但此举有可能使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如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我们最后决心还没下，请求你们给予指示。

　　斯大林习惯性地拿起那支硕大的烟斗，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却明显地说明，他不赞成毛泽东的计划。

　　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显得太孱弱，其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中国共产党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而由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那边去，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

　　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明显地表示，不赞同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战略方针。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拉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并无全面剿共和投降日本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介石降日，共产党切不可中此诡计，在政治上军事上只应做防御准备。

　　11月23日，季米特洛夫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回信：

　　……在没有详细弄清情况之前，中国共产党不
　　要对国民党采取任何行动。举行自卫反攻，有可能使蒋介石在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抗日斗争团结的
　　破坏者，并利用你们的行动来为自己同日本人缔结妥协性和平的企图辩解。当前的任务，是要消除抗
　　日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分歧，首先需要停止中共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

　　毛泽东放下季米特洛夫的来信，良久没有说话。此刻，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位爱吃辣子的湖南农民的儿子在想什么。

　　他有着自己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喜爱革命战争，喜爱用革命战争去消灭反革命战争。他懂得，“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以15万精兵千里跃进敌后，变敌后为前线，这的确展示出一位军事战略家险中求胜的胆识。如果是这样，历史又将如何写？毛泽东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严肃而活泼的课题。

　　也许，他在下决心，总有一天毛泽东会导演出一幕敌进我进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此刻，有谁能料想到，7年以后，当蒋介石军队重兵进攻陕北和山东的时候，刘邓大军竟中线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配合、两翼箝制、逐鹿中原，在也许不该反攻的时刻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史载：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申明中国共产党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限。15日，毛泽东在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击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中，进一步指出：“对于蒋介石这次反共进攻，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和蒋介石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利地位。”

　　蒋介石得意地笑了。他在1∶500000的中国大地图前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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