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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望着周恩来远去的身影,黄绍竑忽然感慨起来:“我越想越觉得这次来武汉不是滋味。我老觉得武汉就象大上海的戏园,几个对台戏同时在演。你就是知道哪台是主戏,可场子一开,你就懵懵懂懂地不知到底在唱什么了。”

  “季宽,常言道:林子大了鸟儿多。眼下武汉自然不是只开一台戏。汉口日租界里,汪精卫一伙鱼虾之流一天到晚神神秘秘,搞些什么谁都知道。一些实足的败家子儿。”李宗仁一直对汪精卫一伙“主和派”看不上眼,当下气愤地说道。

  “是啊!听说年初,陶西川在《血路》杂志上提出:‘和而不屈服可以不亡,我们似乎不应无条件地反对。’难道老蒋对此没有表示?”

  “表示?现在他不但容许张岳军(张群)在军委会四处散布所谓的‘战必亡,和必乱,战而后和,和而后安’谬论,好象还很欣赏。这群文人,就象三国时孙权身边的那些文人食客,一心只想自己,从不为国家、民族着想。”

  “可老蒋会见伦敦《每日快报》记者时,不是声明抗战到底,不欢迎任何国家出面调停吗?”黄绍竑还是满心疑虑。

  “老蒋鬼就鬼在这里。他这是说给西方政客和中国老百姓听的,也给自己打气。你没注意到他的话有些名堂吗?他是说‘非能将主权完全恢复’,才不接受调停。换句话说,只要日本人承认他是中国的领袖,给他名义上的主权,他就能接受调停。”李宗仁越说越气,越说越激动,“‘主权’,单单主权就够了吗?难道东北、华北、京沪就不要啦!收复失地就这么一笔勾销了?!这种文字游戏他就是大爱耍弄,可到头来又能骗得了谁?”

  黄绍竑越听越觉得有理,心中的迷雾在渐渐散去。他没想到武汉平静的表面下,道道潜流却在交迭撞击,充满险滩。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卷人共中,粉身碎骨。这时,他感到武汉不再那么选人,充满诱惑力了。

  “德公,不临其境,不知其险啊!难怪你今天也贪图起世外桃源的安逸了?!”黄绍竑笑着逗起李宗仁来。

  “哎,咱们话可说清楚。我在武汉是为养病,仅此而已。病一痊愈,我马上返回战区。苟且偷安可不是你我所能干的啊!当然,武汉我是不会再呆下去的,还是上前线更轻松些。”

  “谁说不是。我在武汉再赖下去了没意思,赌这口气干什么?!我准备把地方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写成书面报告,老蒋一批,我马上回返。”黄绍竑来了情绪,快言快语。

  “嗯,挟天子以令诸侯。你不能挟他,这时候拿他一把还是可以的。武汉是块是非之地,早走早好。再说不用很久,日本人就会向武汉发起进攻了。”李宗仁盯着渐渐变暗的湖面说道,远处,巴有点点灯火燃了起来。

  “走吧,回去。你沉道而来今天我请你再吃一回武昌鱼。吃了这顿,下顿可就没准喽。”李宗仁以东道主的身份,豪爽客气地相邀道。可黄绍竑却从这话中品到了一丝苦涩。

  §史迪威眼中的中国抗战

  武汉,随国民政府迁来的美国大使馆里,一位神秘的人物也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形势的发展,关注着东方两个巨人的这场生死较量。他,就是当时的美国驻华武官、日后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史迪威上校。

  上年底,当他绕过胶东半岛来到武汉肘,一切都使他那饱受西方熏陶的大脑混池不堪。他觉得自己眼中这个神秘古国和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就象他第一眼看到的武汉一样扑朔迷离。混乱的码头、街区,挤满成千上万象热锅上蚂蚁一般的人。大小官吏、投机商人、难民挤在一队队即将赴死的军人和宣传救国的热血人士之中。在这里,他既能看到一种不屈民族团有的献身精神和充沛精力,也能看到一幕幕令人沮丧的懒散和冷漠。虽然他断断续续在中国已呆了20多年了,但他还是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解开其中错综复杂的网结,比学中国话甚至更困难。

  但聪明、固执的史迪威不会裹足不前。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在中国20余年的经历,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从武汉城到前线战场,从战略大后方到日本占领区,他到处走,到处看,到处问。政府官吏、新闻记者、中日双方将领都是他重点盯住的目标,而普普通通的中国百姓、士兵、学生也是他谈话的对象。他观察着、思索着、探寻着这场战争的方方面面,预测着中国遥远的未来。自然,他也在琢磨中国人所做的这种牺牲,对他的祖国美利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确实难。国内,总部军事情报处的顶头上司麦凯布上校处处与他作对,百般刁难,使他即使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也深感掣肘。在武汉,蒋介石对他的请示也是一推六二五,再不行就拖。他觉得自己象只被一道道绳索捆住了手脚的饿狼,眼看着别人忙着四处撒网,而自己却只能干吼。他呆在武汉觉得要发疯了。

  可史迪威毕竟是史迪威,他的倔强和对事业的狂热追求使他从不服输。他一生的座右铭别出心裁。但眼下对他却再用了国内军界所有的关系,包括同窗好友马歇尔将军,才收拾住“迂腐的小官吏”麦凯态。他又巧妙地利用罗斯福对中国战场的关注,通过美国政府对落介石施加压力。他终于获得了成功,他领到了一张能在中国各地四处“旅行”的通行证。

  4月中旬,当他在兰州结束探查苏联对中国的军援情况而返回武汉时,觉得这座城市有了令他吃惊的变化。中国人的情绪随着台儿庄的胜利,一夜间振奋、高昂起来。用他的话说就是“举国上下欣喜若狂。”人们不再怀疑日军也是可以战胜的了。武汉,史迪威在军界、新闻界的一些同情中国的西方朋友,这时都说中国最后能胜,他虽未必赞同,当下却也点了头。

  兰州之行,使他错过了随汤恩伯军团观察台儿庄战场的良机,他本有这个机会,但麦凯布却严令他这时去兰州。为此,他对麦凯布更是恨入骨髓。“多事的杂种!”他心里狠狠地骂道。错过了头班车,他不会再放走末班车。他匆匆向副手卡尔森上尉作了交待,便径直奔向了徐州。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错过台儿庄大捷观战的良机,他却在徐州见到了使日本现代化部队诞生以来第一次在举世瞩目的情况下遭到惨败的中国将领李宗仁。

  5月的一天,史迪成上校与李宗仁上将在徐州城外的一块草地上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长谈。日军飞机空袭徐州,给了史迪威这样一个机会。离开电话响个不停、报告没完没了的司令部,史迪威大喜过望。

  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面前这个使日本人大吃苦头的中国将军。在他眼里,这个瘦小精悍的中国司令官并不象他听说的那样魁伟神勇。高耸的颧骨,使他看上去与中国任何一位南方将领并无多大区别。只是瘦削的脸上那一对灵活转动的大眼珠子,透出智慧和活力。他看上去不象50上下的人,言谈举止的沉稳中分明有股年轻人的朝气。最让他难以忘记的,是对方微黑的面孔上浮出的坚毅、镇定和自信。“他与武汉那些毛皮军大衣裹着的国民党新贵是不同类型的人。”史迪威暗付,对李宗仁颇有好感。

  “武官先生,听说你对我们的战术颇有看法,能否谈谈?”李宗仁盯着史迪威问道。面前这位略显老态的美国军人同样象个谜一样吸引着他。粗糙的桔皮一样的老脸,皱皱巴巴的。一对眼睛都蓝得出奇。他有些不理解,这把年纪的一个老军人怎么竟只是个上校,而且还卷进了东方充满硝烟的战火中。外界盛传这位美国武官脾气乖戾、暴躁,可眼前这张刚毅中透着慈祥的面孔,使他无论如何也与外界的传言对不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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