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25)_张洪涛

二五

　　“由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当时我很兴奋。哪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假戏而已。”

　　“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列车上，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陶大哭……”

　　这虽是后话，但略一细想作为当时的一个军阀实力派，张学良丢了兵权，岂有不痛苦之理。

　　当夜，车到北平，张学良在王卓然的陪同下回顺承王府官邸。

　　下车时，张学良仍是郁闷难解，言犹未尽，手扶车门对王卓然道：“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不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王卓然一时也心情黯淡，无言以对。张学良又接口道：“我仿佛记得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

　　王卓然不敢怠慢，回到屋里便查了起来。

　　不一会，一行小字便跃然纸上：

　　“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王卓然拿起译好的这几句话，转身向外走去……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辞职。

　　短短的1年多里，他两次受挫，与其说败给日本人，倒不如说败在蒋介石手下，正如他所说的，蛇比虎更狠。

　　4月10日，当张学良在上海登上意大利邮轮，准备赴欧洲“考察”时，远在江西的蒋介石却在南昌扩大纪念周上发表演说，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否则即予最严厉处罚。”

　　而此时，长城各口却弹雨纷飞，硝烟弥漫，中日两军正处在

　　紧张、激烈而又复杂的恶战之中……

　　13.张学良曾上了暗杀大王的黑名单

　　张学良在保定辞别蒋介石后，心情灰暗。

　　由于国内群情激奋，而老蒋再三相催，又答应在东北军善后问题上多加关照，张学良想再留北平已无可能。

　　1933年3月，热河沦入暴日之手。

　　张学良不得已通电全国，辞职下野，开始作出国准备。

　　3月底，他悄然南下来到上海。张学良此行虽行踪极密，但令他意外的是他不但上了死亡黑名单，而且险乎吃了炸弹。经查，主持此事的不是别人，正是有“暗杀公司”老板之称刺杀高手、反蒋“英雄”王亚樵。

　　王亚樵，又名王鼐、安九光，1877年生于安徽合肥，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13年流亡上海，日作苦工，夜宿街头，因其为人慷慨好义、大胆任侠，又刚直倔强、嫉恶如仇，报快在同乡中有了声名，渐渐有了势力。他曾追随中山先生到过广东，协助韩恢反对李纯霸占上海，积极参加安徽人民的驱张（文生）运动，反对曹锟、吴佩孚贿选。1923年，王亚樵为推翻曹、吴，联络浙江督军卢永祥，暗杀了湘沪警察厅长、攻浙前敌总司令徐国梁，从此开始，王成为2、30年代活跃于沪宁、粤港等地的传奇人物。他广收徒弟，扩充实力，自立帮派，自成一体，长期从事暗杀活动，并以暗杀手段对付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由于王亚樵胆大心狠，杀场上屡有建树，而且此人党徒众多、行踪飘乎不定，别说一般人，就是蒋介石也怵他三分。戴笠当时最感头疼的“劲敌”正是此人。

　　王亚樵瞄上张学良是有原因的。“九·一八”事变后，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三省的大好河山，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得手后又兵分三路继续推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部逃跑，以致日军仅用128人就占领承德，热河很快沦陷。张学良作为驻平之华北国民党最高军政长官，又是防守热河的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再一次充当了蒋介石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政策的替罪羊。朝野指责，国人不谅，舆论界也大张挞伐，特别马君武于“九·一八”后所作、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感时近作：哀沈阳》一诗，更加深了人们对张学良的不满：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管弦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在这种情况下，代蒋受过的张学良成了生活荒唐的弃土罪人，不得不于3月7日电呈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

　　而王亚樵秉性刚烈，仇恨暴日，最看不上的就是内战逞凶、外战畏敌的中国将领。当马占山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战之时，王曾出面负责筹募支援经费；“一·二八”事变后，19路军奋起抗日，王也宣布成立湘沪抗日义勇军。集合3千人马，开赴太仓前线，配合19路军作战。后王统率救国决死军，派敢死队袭击日军司令部，令水手送水雷轰炸“出云”号日本旗舰。对日寇深恶痛绝的王亚樵当时并不知张学良代蒋受过的内幕，因而把东北、热河丢失的罪责归到了张学良身上。怒其“不抵抗”怒其不战而退。

　　张学良携夫人于风至、密友赵四小姐、副官长谭海少将等一行秘密来上海后，住进了海上闻人杜月笙、张啸林替其租用的福煦路181号公馆。尽管有杜、张的名头震慑，但张学良没几日便受到了第一次警告。有人在大门口放了炸弹。在这枚取去引信不会爆发的炸弹上附有警告书信一封，大意说：请张某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上来，保证开花。

　　事发后，杜月笙既惊恐又震怒。这位在上海跺跺脚地就乱颤的黑帮魁首，想不到今日竟有人黑到了他头上。他立刻派出大批人马，四出查访终于得悉，是王亚樵“激于义愤，干的好事。”张学良得知此事，不免着急，王亚樵的暗杀“战绩”，大上海尽人皆知。于是张请来杜月笙，挽其出面居间调解。杜月笙对别人不怵，对这位安徽的亡命徒却不敢大意。王亚樵是不会全买他的账的。由于杜月笙此前受蒋介石之命，作为张学良此次上海之行的东道主，不得已只能派人去跟王亚樵“讲斤斗”。

　　张学良提出，如果王亚樵的组织缺乏活动经费，他“愿意尽力帮忙，予以接济”，以为花点钱就可了事。但想不到王亚樵的回答大义凛然，漂亮之极：“我这么做，并不为钱，而是为国家民族大义。张学良是国家民族的罪人，我作为一个国民，要对他加以制裁。”一口封死了任何花钱化解的可能。

　　随后，王亚樵通过杜月笙开出解决问题的条件，要其转达张学良：

　　“一、马上回到北方，重整兵马，和日人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能战，又不能死，惟有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

　　“三条路，请张氏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就不会没有引信了。”

　　杜月笙是上海社会最有实力的闻人大亨，但对王也有三分忌惮；而王自忖人手、势力远不如杜，双方“讲斤斗”的结果，是限其一月，请张学良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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