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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听了冯治纲的话,干部们更糊涂了——“那有那么多的人啊!?”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冯治纲也不多解释,便开始给他们分配任务了。大家也满怀疑惑地去做准备去了。直到天黑以后,他们才明白冯治纲话里的意思。原来,各乡的游击连、青年肃反队、农民自卫队都来了。曾目睹当时壮观景象的刘铁石后来回忆说:“他们有的扛着土枪洋枪,有的拿着红缨枪,更有许多人手里提个洋油桶,身上背着盘蜂窝鞭炮。几乎是路有多宽,人有多宽,从四面八方向汤原涌去。”

  半夜时分,队伍来到了汤原城外。这时候就见城门开了,接着又闪了几下红灯。进城后便在更夫们一声接一声的“平安无事”的吆喝声中控制了城中的大碉堡,缴了一个排伪军的枪,然后悄悄地来到了县府大院外——这些都是在事先安排好的内线的协助下进行的。

  队伍进了县府大院后,立即分成两股。一股直扑日本高级参事官和伪县长的住处;一股直奔日本守备队所住的东厢房。很快,汤原县城里便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当然,在这密集的枪声里,有多少是从洋铁桶里发出来的鞭炮声就谁也说不清楚了。

  枪声响起来后,农民自卫队员和各种群众武装便把日军和伪军牢牢地困在了院子里,他们一边吆喝,一边放鞭炮,吓得敌人不敢走出来一步。

  在“内线”的帮助下,住在县府大院旁边的300多名伪军很快就停止了抵抗,交出了手里的武器,而住在东厢房里的日本守备队的42名鬼子则一个不落地统统被送回“老家”去了。

  冯治纲带着冲锋队没费太多的力气便打死了新派来的那7个日本高级参事官和日本副县长。伪县长看着眼前这一切,吓得冲着冯治纲直喊“饶命!饶命!我没签字!”

  “什么字?”冯治纲有点不解地问。

  “血洗计划。我没签字。”

  冯治纲拿起桌子上的文件一看,果然是一份“血洗计划”。他三下两下把它撕碎了,然后冲着伪县长说:“这回再也不用你签字了。”

  天快亮的时候,冯治纲等人带着缴来的3门迫击炮、3挺轻机枪、几百支步枪和半麻袋手枪,唱着歌撤离了汤原。

  “抗日志士,杀敌疆场,
  争独立,求解放,冒雪披霜,
  坚持抗战,山高水长,
  宁战死,不愿国家亡,
  不除日寇不还家乡……”

  §42 谢李归正

  日本扶植起了个满洲国,但对那些汉奸们并不放心。觉得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地方还得靠日本人自己。因此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向满洲进行武装移民的计划。1932年8月,日本第63届临时国会通过了第一项向满洲武装移民500户的决议,同年10月,日本第一批武装移民团493户到达佳木斯并于次年2月转入桦川定居。1933年7月,第2批武装移民团494户到达土龙山区。

  日本武装移民来了以后,便要“买”中国人的地。怎么个买法呢?当时在依兰县一垧熟地价格在58.4~121.4元,就是最差的荒地也要41.4元一垧。日本人出的价格则是无论生地熟地一律是一垧地一元钱!

  “日本子这哪里是在买呀?这不明明是在抢吗!”土龙山人一听就火了。“跟他们干!”

  土龙山人要跟日本人干,日本人自有对付想和他们干的人的办法。他们下令要搞“治安肃正”,强行收枪。把你们的枪收上来你还用什么和他干?

  1933年秋天,土龙山区曾经收过一次枪,当时老百姓把一些破枪交上去,以为可以糊弄过去算了,而把好枪留下来,第5、6两保的人还组织起了一个自卫团。

  这年冬天,日本的武装移民为了第二年春耕,就到八虎力乡去抢农具和牲畜,于是,那些被抢的农民们就到县里去告状。居然还有人敢告日本人的状,是不是要造反?日本参事官到八虎力乡去了解了一下情况,到那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在那些农民的背后有一个指使人——谢文东。

  谢文东,从长相上看属于东北人常讲的那种“车轴汉子”——矮胖而结实,书念得也不多(只读过4年私塾),但却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16岁上就做了当家人,带领全家人种地养蚕倒马贩盐,有时还当一把“业余胡子”,干干剪径绑票的勾当。后来就因这事“没整利落”,而被官府通缉。他可不愿意在那等着人来抓他。于是就带领全家从辽宁宽甸县来到依兰县土龙山区,投靠他表叔。到了土龙山区后,谢文东一家很快就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红火起来了。家里有地100多垧,盖起了大房子,修起了大院套,还买了两支手枪4支大枪,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那时候,一般的外来户在土龙山区是很难出头的,但由于谢这个人胆大气粗,办事也挺有魄力,很快就与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交上了朋友,成了那里数得着的“面上人”。1929年被依兰县官府任命力土龙山区第5保的保长,老百姓都叫他谢保董。“九·一八”后,李杜在依兰举旗抗日,谢就当上了土龙山骑兵旅自卫团的团长。在当自卫团团长期间,在防止土匪抢劫,特别是在对付日本武装移民的骚扰时做了不少为人称道的事,他也因此在老百姓中有了一定的威望。

  谢文东极迷信,他总随身带一个小铜佛、一本卦书和一本《诸葛亮金钱术》,每当遇上重大事件,他都要把小佛供在地上,跪下来算上一卦。

  在伪满的县政府中,日本参事官(后称副县长)就是县里的太上皇。那个日本参事官了解到是谢文东指使农民到县里告状的后,便下令撤了谢的保长职务。谢文东虽然把官丢了,但却赢得了更多的老百姓的信任。

  1934年春节前,太平镇警察署传下日本人的命令:腊月三十前,所有农民都要将手里的枪支弹药送来登记、造册、打印,否则以私藏军火罪论处。与此同时日本兵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地照和枪支。

  地和枪是农民们的两条命根子。现在日本人要把它们都拿走,他们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大家一商量,就决定举行暴动了。要暴动总得有个头吧,找谁当这个头呢?他们想到了谢文东。

  谢文东开始也有点犹豫不定,但是等他看到那些农民摆出了“你不领头暴动就要杀了你”的架式时,他也就只好来当这个头了。和他一起领导暴动的还有清茶馆的甲长景振卿。

  听到土龙山农民暴动了,依兰县县长关锦涛先来“宣抚”了一通,但却被骂了回去。文的不行,就来武的。第二天日本关东军第10师团63联队长饭冢朝吾大佐在依兰地区伪县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的陪同下带领一小队日军和一部分伪警察,来到了土龙山。他们以为那些农民如果一见到皇军和警察都来了,肯定会老实了。没想到愤怒的土龙山人根本不买他们的帐,他们一到那里就受到了猛烈的射击。结果,饭冢大佐、盖文义以及17名日军都被打死了,其余的也被俘虏了。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土龙山农民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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